马来西亚医疗保险危机需要结构性改革，而非权宜之计！
不久前，公正党峇央峇鲁国会议员沈志勤表示将向国会提呈一份关于医疗保险保费上涨的报告。我呼吁这份报告，不要止于表面修补，而应提出大胆而长期的解决方案。
迄今为止，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被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文化所笼罩。
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受过专业训练、应擅长诊断根源的医疗专业人士，似乎也陷入了这种陷阱。
各方呼吁对保费设限，或废除按年龄定价等建议，也许能带来短期舒缓，却将在长期造成扭曲。例如，取消按年龄定价乍看之下似乎更公平，但实际上，这意味着年轻、低风险群体必须补贴年长、高风险群体。这将导致更多人退出保险系统，最终使整体成本更高。
同样地，强制保险公司为高风险人群提供保险而不作合理价格调整，忽略了经济现实。没有风险区分的保障会导致“逆向选择”，破坏整个保险机制，使所有人的保费不断上升。
更令人困惑的是，讨论中还夹杂了许多无关抽象理论。一些评论者引入“生物权力”（biopower）等哲学概念，虽然从学术角度具有启发性，但对解决现实问题毫无帮助。这就像给牙痛的病人开吗啡——复杂、分神，最终无效甚至有害。
同样无助的，还有将医疗保险视为完全公共品的提议。问题在于：政府真的负担得起吗？在财政紧张、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理想化的建议在现实中难以持续。
医疗成本节节攀升
我们不能继续依赖恐慌式的个案呼吁或政治表演，必须直面核心问题：医疗成本通胀。政客们也许可以通过批评保险公司或医生来收割政治红利，但这掩盖了保费上涨的真正原因——医疗服务投入成本节节攀升。指责保险公司转嫁成本，就像责怪油站在油价上涨时调高价格一样荒谬。
古罗马在面临城市快速发展而导致的水源短缺问题时，并没有选择仅仅配给用水或指责井主，而是建造了宏大的引水渠工程。这是一项长期的结构性解决方案，使他们的文明得以持续繁荣数百年。
今天的马来西亚也应如此：不能仅靠表面的政策管控，而应着手构建我们自己的“现代引水渠”——战略性基础设施、政策框架与经济改革，从根源上解决医疗成本负担的问题。
需结构性经济改革
医疗通胀不可能靠公布价格或采用更复杂的收费系统（如DRG）来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价格”与“收入”两端。这两者都不仅仅属于卫生部或财政部的职责范围。这时，（现在或许“悬空”的）经济部应当挺身而出，承担起主导改革的角色。
我们应当超越自动贩卖机补贴或政府销售亭这类浅层政策实验。
马来西亚需要结构性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支柱，是降低医疗服务投入的成本——药品、诊断工具、设备——这需要产业政策及推动本地生产能力的战略投资。这虽是长期工程，但必须起步。
加速提升国民所得
更直接可行的是提高收入。马来西亚人越来越觉得医疗保险负担沉重，不仅是因为成本高，而是因为工资太低。
工资停滞是我国多个问题的根源：买不起房、食品价格高、医疗负担重。若能提高收入，不仅医疗保险更负担得起，还可减轻对补贴的依赖，增强家庭整体经济韧性。
保费上涨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症状。真正的病因，是一个容忍低工资、却让生活成本节节上升的经济结构。我们不需要更多情绪勒索或速成偏方，而需要脚踏实地、有远见的结构性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