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黄宇翔
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美国大学采取干预措施，反映出美国源远流长的反智传统。美国的反智传统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渊源，造成如今对知识界的排斥。
自哈佛大学风波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阵营就与美国大学火并，不断以行政命令介入大学管理事务，先是下令哈佛驱逐所有国际生而被法院判定违法，颁布临时限制令。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特朗普政府随后又宣布将“激进地”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加强对来自中国（包括香港）未来所有签证申请的审查，掀起一阵留学生的恐慌。特朗普政府针对大学屡下狠手，显示他对学术自由的漠视，这背后更是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传统”。
5月28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国务院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我们还将修订签证标准，对今后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所有申请加强审查。”又在5月30日，下令领事官员对所有希望访问哈佛的申请人进行“全面的网络审查”，包括但不限于“准学生、在校学生、教职员、雇员、承包商、演讲嘉宾和游客”，审查内容包括他们在社交平台账号上的发言。
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是无差别地针对所有高校，特朗普表示：“我们只是想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对）所有大学都是如此。”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动机，人言人殊，特朗普自己就说，“我不知道哈佛为什么不给我们名单，哈佛不给我们名单，肯定是有问题。
他们应该把名单给我们，这样就能摆脱麻烦了”，似乎是为了获取所谓的“反犹主义者”名单，但他所谓的“反犹人士”只不过是参与声援巴勒斯坦示威的学生，而特朗普却要求哈佛提供有关其在校外国学生的信息，包括纪律记录和参与示威者的影片，无疑是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
特朗普早前针对大学自主已有一系列干预动作，包括哈佛超过26亿美元（下同，约110亿令吉）的联邦研究经费，并采取行动切断所有联邦合约。
削减哥伦比亚大学补助
5月6日，特朗普也削减对“常春藤”名校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4亿美元补助款，使哥大要裁减约180名研究员，理由同样是“学校未适当保护犹太族学生免于骚扰”。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停发了对康乃尔大学、西北大学等学府的拨款，又威胁要调查数十家大学。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对科研机构不信任，裁走国家卫生研究院、疾控中心、食品药物管理局、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等机构的数千份职位。
许多人尤其是欧洲的领袖，想像特朗普是美国历史的例外，只要他下台，美利坚作为“守望自由的灯塔”会再度升起，但美国反智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渊源与社会背景。
美研究反智由来已久
美国的反智传统由来已久，研究的著作同样有历史沉淀，最著名的著作莫过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著的《美国的反智传统：宗教、民主、商业与教育如何形塑美国人对知识的态度？》（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当时一出版就影响力广泛，中国思想史名家余英时亦有套用霍夫施塔特的定义，在其名著《历史与思想》中为文一篇《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霍夫施塔特这部名著历久弥新，尤其在特朗普时代更为中文世界再版，2018年台湾的八旗文化亦推出中译版，2021年，中国的“理想国”也出了同一译者的简体版，简介就以特朗普打广告：“说到美国人的特质，许多国家的人会提到一个字：无知。特朗普的出现更是令这印象深入人心…”，今年八旗又再出重校版。
霍夫施塔特在自序中引用诗人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话：“让我们面对事实。我们美国就是一个肤浅的国家。伟人、伟大的民族，不会自我吹嘘或是装傻，而是诚实地站出来面对生命中可怕之事。”直视美国的反智传统，霍夫施塔特追溯美国的反智传统，比美国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
反智论两面向
反智论有两个面向，一种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鄙视。
书里追溯“反智论”在美国的历史渊源，第一大主因可到美国的福音派教会传统，当第一批清教徒移民从欧洲抵达北美大陆后，反智倾向就已出现，具体表现在清教徒对欧洲正统教会宗教等级制度的反抗和信仰排斥，体现了他们追求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天然理想及推动教育公平的民主冲动，摆脱了欧式国教将个人的人生教仪化的安排，进而主张由个人自己去寻觅教会。
“反共”运动助推反智论
“反智论”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则是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反共”之名，将知识分子对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善意批评污衊为“通共”或“共产主义的渗透”。
霍夫施塔特列举1952年的美国大选，当年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对民主党的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1900年-1965年），他认为后者的落败也是一种“反智论”盛行的表现，史蒂文生没有参与过拳击、打猎，或美式足球一类“阳刚的”活动，不如艾森豪威尔富有硬朗形象，作为哈佛毕业生显得太文质彬彬，最终落败。
及后的反越战运动期间，个人英雄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反主流文化等思潮盛极一时，“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同样以“反智”为荣。
“美国存在对无知崇拜”
在1980年代，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也说：“美国存在着一种对无知的崇拜，而这种崇拜一直存在。反智论的思潮始终缠绕着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而这种思潮滋生于民主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知识一样好–这一错误观念。”
上述的美国反智传统一直影响甚远，并且绵延至今，余英时为繁体版作序时又写到，“反智论成为美国人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不是从霍氏开始的。例如最近刚过世的哲学家怀特（Morton White，1917年-2016年），我在哈佛曾修过他的历史哲学，早在1960年便写过《反智论的反思》（Reflections on Anti-intellectualism）…1950、1960年代，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不重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狂热的反共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任期在1946年至1957年）又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找知识分子的麻烦…”。
美低收入群最挺反智
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的教授孙隆基也曾撰文《美国反智传统的渊源》，写到：“明尼苏达州有70%的大学生不知他们的邻居是加拿大。有台湾学生曾来问我，说看到网上谓美国大学生竟然不知加拿大在哪里，然否？我回答说此提法不准确，该说不知美国在哪里，好比说不知俄、日、韩、越南坐落何方，中国不是没有了座标。”
时至今日，美国支持“反智论”者主要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族群，从宗教信仰来看，白人基督教福音派等保守势力以“重建基督教美国”为理想，对特朗普几乎无条件地支持；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这些人认为全球化和精英阶层把控的现行体制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现实存在感，使他们失去了工作岗位、减少了工作收入、降低了社会地位，而且也限制和剥夺了他们子女向上层流动的机会。
这些都是特朗普主义得以盛行的原因，具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到了今天正式向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宣传，堂而皇之与知识界战斗了起来。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