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郑言
泰柬意外交火，一名柬军身亡，两国民族主义高涨，延烧至海权争议。泰首相佩通坦和柬首相洪马内的父亲都曾是国家元首，二人又称兄道弟，留下复杂的家族政治。
5月28日，在泰国东北部乌汶府与柬埔寨接壤的边界争议地段冲博意外爆发枪战，泰柬军队持续交火10分钟，柬军准尉顺罗安当场丧命，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意图改变边境现状。
泰国首相佩通坦及柬埔寨首相洪马内翌日达成停火协议，两国陆军司令亦于边境举行会晤，并同意在两周内召开“联合边界委员会”，解决边境冲突问题。然而，洪马内于6月2日又表现出不同态度，称即使泰方不同意，柬埔寨仍会将此事提告至国际法院，并警惕这次争端“受到两国境内小型极端主义团体的煽动”，还警告要提防第二轮冲突。
这反映了这次泰柬交火并非是单纯的意外，而是隐含了更深的问题。事实上，距离冲博西边约80公里的柏威夏寺在2008年就因柏威夏寺申遗问题而爆发两国“抢夺古迹”的军事冲突，28人丧命。
延烧成泰柬海权争议
泰柬在2000年就两国长达800公里边界上的主权争议问题签署了解备忘录，同意争议地段必须维持原状，禁止单方进行建筑、道路或军事部署，任何改变地貌或调动部队，但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更甚，泰柬在泰国湾的海上主权争议问题成为了两国小型极端主义炒作的题材，前泰国首相他信于2001年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签署的了解备忘录“MOU44”在最近几个月亦成为泰国反对派攻击的对象。
反对派指出，他信在退休后担任了东盟轮值国马来西亚首相的顾问，又与柬埔寨前首相洪森有长期友好的关系，两人在去年更互相称兄道弟；而他信之女佩通坦现在又是泰国首相，恐怕在谈判相关问题上有利益输送之嫌，让主权争议问题延烧成为泰国“家族政治问题”的危机。
泰国政局不稳定
今年5月以来，泰国政局再度步入不稳定状态，呈现出“制度对撞”与“家族清算”同步推进的复杂格局。为泰党主导的联合政府虽在去年大选后勉力组建，但政党间缺乏真实政治认同，内部权力架构更近似一套临时妥协体系，在预算案博弈、赌场立法争议、参议院选举舞弊指控与前首相英乐案重启等多重压力交织下，他信和佩通坦的“家族统治”备受质疑，让泰国政权重组的可能性大幅上升。
泰柬边界之乱根源
柬泰的国界大多承袭自19世纪末法国殖民政府与暹罗王国的协议，这些边界勘定文件在当时并未考虑现代民族国家主权逻辑。20世纪中期冷战格局使得部分边界线长期“冻结”，缺乏国际法的确权程序，成为日后冲突的埋伏点。
而双方在2000年签署的备忘录，在实际执行上常常偏离协定。据泰媒《曼谷邮报》及《民族报》报道，柬方早在5月18日就曾在冲博745高地进行壕沟施工，泰军当时虽口头抗议，未采取实质措施。柬埔寨在10天后再度施工，泰方巡逻部队选择前往现场交涉，却引发了本次冲突。
易触发“越界误判”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地区的地图标注存在技术歧义—“2比5万地形图”与“卫星导航座标”经常不吻合，使双方基层军官在巡逻时极易触发“越界误判”，成为擦枪走火的催化剂。
事实上，自2000年备忘录签署以来，冲博一带已至少发生5起类似摩擦，2023年和2024年就分别有2起小规模对峙，其中一起甚至出现双方士兵举枪对峙长达数小时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边境居民普遍对这一地区称之为“定时炸弹”，既因主权争议未解，又因两国民族主义情绪交替升温。
从历史角度看，泰柬边界问题不仅是殖民地图遗留的问题，更是国家主权—民族认同—地缘政治重叠之处的长期政治伤痕，导致各自民间都有极端主义的危机。
这次冲突的另一个重要观察点，在于军队与文职政府之间的“权力张力”。从泰国方面来看，第二军区的动作之快、姿态之强硬，远远超出了首相府所展示的外交克制节奏。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小时，第二军司令博欣中将便召集辖下各作战单位紧急会商，并向民众发布防泄密通告；与此同时，陆军总部迅速调派F-16战机巡航达府空域，展示战术级压制力。尽管佩通坦于当晚与洪马内通话“降温”，但泰军高层始终坚持“不会撤军”，显示其在边境安全事务上拥有充分行动裁量权。
这并非个案，而是泰国长期“军政并轨”状态下的惯性机制延续。尤其是在边界问题、南部叛乱、王室护卫等涉核心主权事务中，军队常常自行部署应对逻辑，文官政府难以完全约束。这也解释了为何即使首相言辞温和，前线军官却在实际部署中寸土不让。
洪森父子权力过渡博弈
柬埔寨的军政互动则体现为“家族权力延续下的协同出击”。尽管洪马内当时正在日本访问，远离战区，但他在东京通过书面声明表示“仍全权掌握军事部署”，并对媒体传出的边界部队调动“严密掌控”。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柬埔寨政坛“常青树”洪森在社媒发文中毫不犹豫地将泰方行动定性为“侵略”，并重提2008至2011年时期的“以战止战”经验。这一表态被广泛视为柬军方态度的风向标。
重军事弱外交
值得注意的是，柬方此次并未如2021年以前那样“先沉默、后应对”，而是以高强度信息输出迅速构筑“侵略—牺牲—正义”的国家叙事。这背后不仅是洪森—洪马内之间父子权力过渡期的博弈协调，也反映出柬方对边境事务“重军事、弱外交”的处置路径。有评论认为，洪森此番强硬发声，也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在主权边界问题上，即使已交棒新政府，老将依然是定海神针。
军政之间“协调但不完全一致”的动态，在泰柬两国都已显现。对峙事件往往发生在边境军区直接调度层级，后续外交交涉则转入文官政府主导。这种治理双轨制模式，使得每一次边境事件的“处理节奏”总是前线比中央快，军方比外交部硬，也使地区和平维护工作面临“前方高压、后方缓谈”的不对称风险。
“结构化”边界风险
“误会”背后的是结构性风险，在泰柬冲博地区这场“误会式冲突”之后，两国迅速开启降温模式，表面看似“及时止损”，但回望过去20年，两国围绕边界争议所发生的摩擦频率与处理方式却显示出一种正在“结构化”的边界风险。
所谓结构性风险，指的是不依赖某一时点、某一人物或特定误判，而是由制度设计缺口、利益机制失衡及战略互疑积累所构成的冲突土壤。从2000年至今，泰柬在多个边境争议区反复爆发巡逻冲突，造成地图权属模糊、人员部署重复、执勤边界不明等一系列“灰区困局”，加上军方前线指挥官的战术判断权相对独立，导致彼此缺乏实际沟通机制。
另外，技术层面的地图分歧问题一直未解。尽管双方在2008年柏威夏寺冲突后尝试推动“联合技术地图小组”，但至今尚未完成全部争议区的图资标准统一。在不同比例尺地图下，同一条实地路径可能被双方分别视作“己方内地”或“对方越界”，这使得巡逻行为本身即具强烈政治象征性，稍有偏差即可引发误判。
差异加剧两国叙事对立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双方的认知差异。对泰方而言，边界是战略纵深与主权象征；对柬方而言，则更兼具历史伤痕与现实安全压力，边界即国家尊严的第一线。这种差异加剧了两国叙事的对立，使一线事件极易被放大至民族对抗。
东南亚国家之间普遍存在边界争议，但鲜有像泰柬这样频繁交火的双边案例。这一方面反映出两国在历史记忆、民族政治与军事传统上的高度敏感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当前东盟框架下缺乏有效“边界协调机制”的现实困境。
虽然东盟拥有《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无核武地带条约》《防灾应急机制》等多边合作框架，却鲜有专门针对陆地边界摩擦的“军事—外交联动”协调机制。一旦双边机制卡壳，东盟平台也无从介入，冲突解决陷入“冷却—复发—再冷却”的循环。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