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曙光
那年，我只是说了一句话——就延伸出一段至今难忘的校园霸凌记忆。
21年过去了，我早已从一个11岁的男孩，成长为中年的大叔。然而，那一段发生在小学时期的记忆，却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难以释怀。近日，校园事件频频登上新闻版面，也把我多年深埋的伤疤再次揭开。
那年，我和一位比我年长一岁的学长同在一所小学就读。我们既不叛逆，也不是所谓的问题学生。我成绩一向不错，平日里也算乖巧听话。那天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并肩走进校园，边走边聊。途经学校的花园时，正巧看见一位老师的丈夫开车送她来上班。我们只是顺口说了一句：“诶，姜老师（化名）的老公送她来学校。”语气平常，不带调侃，更无恶意。
不巧的是，一名年纪较小的学弟恰好走在我们身后，听见了这句话。他是那位姜姓老师的补习学生。很快地，他便将这段对话转述给了姜老师，但内容已经被扭曲。他告诉她，我们“说了她老公的坏话”。
结果，我们被叫到了办公室门口，姜老师当众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她没有给我们解释的机会，也未曾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凭她补习学生的一面之词，就定我们“罪名成立”。她训斥我们“羞辱”她丈夫，逼我们承认并道歉——更荒谬的是，道歉的方式竟然是“宴请10桌”，以示“诚意”。
感到深深羞耻委屈
当时我们年纪尚小，不懂得反抗，只感到深深的羞耻与委屈。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但这位老师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们只是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却要面对一位成人用言语与权力加诸的羞辱。
而更让人痛心的是，在我们站在办公室门口挨骂的整个过程当中，周围的老师们进进出出，竟无一人停下来过问情况，没有人替我们说一句话。我们就这样，孤零零地被挂在墙上“示众”，承受着不属于我们的指责与惩罚。
我来自单亲家庭，母亲为抚养我们奔波劳碌。我不愿让她担心，所以当时选择了沉默。那是一个社交媒体尚未发达的年代，学生的声音极其微弱，我们几乎没有渠道为自己申辩，更没有人愿意聆听。
多年过去，我依然会在夜深人静时回想：如果当年我们也是她的补习门生，是不是就不会被如此对待？如果我们背景更强、更“值钱”，是不是就会得到更多尊重？而这位姜老师，后来据说还顺利当上了校长。我不禁在想：在她的教育生涯中，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孩子，被不公对待后选择沉默？又有多少人，把伤痛压在心底，从未被倾听？
造成学生心理创伤
今天，我愿意写下这段回忆，并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希望引起社会对校园权力滥用的重视。老师固然肩负教书育人的重任，但教师这个身分不该是批评的禁区，不该是伤害学生的护身符。老师也是人，会情绪化，会犯错，更可能会因为利益、偏见或立场，对学生造成深远的心理创伤。
在教育制度中，我们是否设立了足够的机制来保障学生的基本尊严？是否给予学生说“不”的权利？在老师可以严厉要求学生之时，是否也有相应的监督与平衡？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该反思的问题。
我不奢求这位姜老师为我道歉。毕竟过去的时间已无法追回。但我仍要说——你当年欠我们的，不是一顿饭局的道歉，而是一份原本该属于每一位学生的公平与尊重。
如果你看到了这篇文章，请记得：老师的“权威”不能凌驾于学生的尊严之上。而被误解的孩子，也终有一天，会勇敢地把真相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