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3日讯）博特拉大学商学院及人力经济学教授罗丝玛娃蒂赛益指出，随着大马朝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重新审视现有的薪资结构非常重要。
她说，理解最低薪金与合理薪资（living wage）的区别，对确保劳动市场的和谐起着关键作用，不但帮助员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收入状况，也让雇主能提供相应的薪酬。
“最低薪金与合理薪资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目标及对员工生活的影响。最低薪金虽然能够满足基本需求，但往往不足以保障员工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相比之下，合理生活工资则旨在确保员工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罗丝玛娃蒂在《光芒日报》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合理生活工资对雇主而言是一种选择，而最低薪金则必须强制实施，以保障员工的基本福利。
她说，最低薪金确实不应过高，因为它是薪资的底线。同时，最低薪金的概念也要与其他薪资概念相结合，单靠最低薪金无法改善整体工资结构，也无法实现劳动市场的平衡。
近年来，我国采用了多种薪资结构概念，包括最低薪金和合理薪资。这两个概念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公众困惑。根据2011年实施的国家薪资咨询委员会法令，最新的最低薪金标准为1500令吉，以确保雇员的收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然而，合理薪资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涵盖了家庭达到舒适生活所需的收入。
2018年，国家银行的研究显示，吉隆坡的合理薪资为：单身人士2700令吉、无子女夫妻4500令吉、有两个孩子的夫妻6500令吉。
强制加薪冲击中小企业
罗丝玛娃蒂提到，政府选择强制最低薪金而不广泛实施合理薪资，原因包括经济影响、实施有效性、劳动市场平衡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在经济影响方面，主要涉及3个问题：雇主成本、通货膨胀和外资投资。
“强制实施合理薪资或会增加企业的营运成本，尤其是将对中小企业造成首当其冲的影响，这可能导致一些雇主因无法支付相应工资而关闭业务，从而引发失业率上升。”
“其次，薪资上涨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虽然这样的情况预计仅在短期内出现，但人们担心价格的恶性上涨会导致通胀的持续，从而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
至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影响吸引外资到来，投资者可能转向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这将对国家经济和就业机会产生负面影响。
难设统一薪资标准
罗丝玛娃蒂也提到，政府选择强制最低薪金，而非广泛推行合理薪资，主要考虑到实施的有效性。
她表示，由于设定的困难和行业的多样性，制定合理薪资需要考虑各地区的生活成本、家庭规模和个人需求等多重因素，难以为所有人设定统一的薪资标准。
“行业多样性方面，不同经济领域的支付能力有着明显差异，比如，酒店和农业行业可能受到较大影响，而服务业和竞争激烈的行业则相对更能承受较高的薪资水平。”
“劳动市场的平衡也涉及灵活性与失业率，政府在维持劳动市场灵活性的同时，面临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博弈。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非正式部门，他们的社会保障和保护将受到威胁，这可能导致经济不稳定。”
无论如何，她强调，选择最低薪金作为一种更实际和均衡的保护措施，可确保员工获得基本收入，防止剥削。
“虽然强制实施合理薪资较为复杂，但若是雇主认为这将提升公司的利润和生产力，合理薪资也可是一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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