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以后的第五天，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接受了澳洲七号电视网的访问，并透露说我国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拒绝赋予马新一个共同市场，意即马新之间无法就资本、人员及服务达成自由流动，因为双方就商贸及国家安全防卫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立场。
新加坡即刻需要共同市场，以便为其公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抗衡共产党，而马来西亚却因国内族群结构和经济发展有别，而抗拒无差异对待的共同市场。
换言之，早在六十年以前，政治精英就已经明白，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关系，从来就不是我们以为的、与国内政治国安无关、完全出于经济效益考量，所以拒绝自由贸易，意味着拒绝发展。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往往都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或资本及知识密集式商品和劳力密集式商品的交易。
虽然在贸易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以相对高价出口工业产品，来换取低价的农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以相对高价出口农产品来取得工业产品，双边皆获益，但那都是静态经济增益。
由于工业产品生产具有规模及网络效应，尤其是资本及知识密集式商品，生产规模越大，使用者越多，学习效益越强，那么生产成本就下降得越快，技术累积与创新就越深，所能带动的相关行业就越广。
货车在上海洋山深水港堆放的集装箱中作业。
(彭博社)动态经济效益难复制
这些动态经济效益，显然地无法在农产品或劳力密集式生产中复制。
因此，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虽然都会给参与国制造就业机会，扩大产出，增加收入，但时间一久，两者之间无论是技术或经济差距都会开始拉宽，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不平等难免加剧，贸易于是成了收入鸿沟的帮凶。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洪流中，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及外来直接投资（FDI）大多存疑，认为那是发达国家在结束政治殖民以后，意图进行的经济殖民。
那份猜忌固然和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的时间尚短有关，但也离不开国际秩序的分裂。那可是一个把世界划分为第一（自由秩序）、第二（苏联共产）及第三（不结盟）的年代。
随着苏联解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国竞争落幕的大背景下，即便多边贸易协定裹足不前，全球经贸仍然迈入了近乎大同世界。然而，全球市场一体化，却也埋下自由贸易的死亡种子，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并非一般发展中国家。
一般而言，随着双边贸易的展开，发展中国家的劳力工资及福利会跟着改善提高，有者如新加坡和韩国最终更是晋升高收入国家，因此，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会压缩发达国家的劳力工资。
低工资高科技中国双赢
就算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大马和墨西哥的薪金依然相对偏低，但由于经济规模偏小，和发达国家所生产的商品组合的重叠性偏低，因此，双边贸易往来也不会对发达国家的劳力工资或比较优势形成压力。
但中国不一样。哪怕总体经济规模已可媲美美国，但人均GDP仅是美国的17%，劳力工资及福利的对比更低，所以大规模、低成本的中国进口，已然对美国劳动工资形成挤压效应。
而且中国的高科技及偏低劳力工资并存，如同一国两体，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并存，欧美与之进行贸易，不仅是国内劳动工资有向下拉的压力，原来的比较优势也会遭受侵蚀，自由贸易的双赢仿佛是中国的双赢。
歧视性政策成正统
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而言，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已俨然崛起为最具实力的现状挑战者。
因为忽视自由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全球主义在发达国家里已遭受选民唾弃；曾经受益于自由国际秩序的自由贸易，也反向冲击着秩序现状，国际经贸版图再次分裂，而歧视性工业政策也逐渐成了正统。
对大马而言，其历史教训就是，对外贸易政策一不能和国内政治现实脱离，二不该忽视国内企业能否通过贸易取得动态效益，三则是随着国际秩序的演变而出现冲突及调整。
说白了，就是重启马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商，将避免不了各个服务行业及政府采购条规及标准的妥协，那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起减免关税来得更大。
和中国签下十四项合作备忘录或协定书，并不保证国内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及劳动力将受益，反之亦然。
至于我们多年来向往的半导体工业升级，也必将把我国从置身事外，推向中美科技战及地缘纷争的风尖浪口。
一代人所理解的自由贸易已死，下一代的自由贸易已在崛起中。我们准备好了吗？
（下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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