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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债助抗疫最有效/戈登·布朗/劳伦斯·萨默斯

发达国家面对2019年冠状病毒病危机所采取的对策是,以短短3个月前还根本无法想象的规模、以及大胆和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支持其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



相比之下,值此各国财政和央行行长本周召开半年一度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虚拟会议之际,人们将会采取措施强化国际体系。但这与各国在国内采取措施的力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查尔斯·金德伯格等历史学家曾令人信服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需要归咎于当时失败的国际合作。而且,即使自那以后人类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协调行动,但这样的行动往往却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成本之后才开始采取。

在世界大战带来巨大破坏后,才召开了关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布雷迪计划则在该地区经历了失落的十年后才得到同意。

但2009年召开的伦敦20国集团全球金融危机峰会则证明了尽早采取统一行动,限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破坏、维系贸易和支持脆弱新兴市场所带来的价值。

发展中国家将爆发下一轮冠病危机。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或许仍略显谨慎的严峻估计显示,亚洲很可能有90万人在此次疫情中丧生,非洲则还要有30万人左右。



尽管社交隔离是西方压制病毒的方式,但发展中国家拥挤的城市和贫民窟加大了隔离的难度。

新兴市场危机大

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洗手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人们所面对的选择狭窄而又严酷:冒着患病的危险去上班,或者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挨饿。

但如果疾病在这些地方得不到遏制,最终将会卷土重来,形成第二、第三和第四波,困扰着世界每一个角落。

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经济和金融失败同样威胁着所有国家赖以生存的供应链可信度。鉴于规模庞大,新兴市场债务对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构成威胁,而全球金融系统已经在严重依赖央行的强势援助。

新兴市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因此,新兴市场债务也威胁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势头。

多边组织应加码放贷

就像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以此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扩大资产负债表一样,国际社会需要本周,借用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名言,“竭尽全力”维持正常运转的全球金融系统。

值此美国额外借入2兆美元(8.8兆令吉)满足自身需求之际,强行对本以严重承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大规模紧缩政策将会带来悲剧性后果。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需要像各国央行一样积极拓展其借贷业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当前接近零的利率环境导致可能比此前更多地使用杠杆,而且如果现在不能动用储备,那么储备几乎就失去意义了。

2009年,世界银行近拓展借贷规模近3倍。现在,或许适合设定更宏伟的目标,同时大增补贴贷款,因为富裕国家实行低利率导致借贷成本降低了许多。

除减轻债务利息支出外,国际货币基金凭借1500亿美元(6600亿令吉)的黄金储备和与各国央行之间的信贷额度网,应当准备发放高达1万亿美元的借款额度。

中国决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投资资金是一项颇受欢迎的举措。

别只让债主受惠

其次,如果要抓住时机扩大使用被称之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的全球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那么这个时机就在眼前了。

如果要使全球货币与富裕国家的国内货币扩张保持平衡,那么就迫切需要增加远超1兆美元(4.4兆令吉)的特别提款权额度。

第三,如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金融支持最终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债主而非民众,那么这样的结果既可笑也是悲剧性的。危机爆发之前的国家债务必须在国际金融议程上首当其冲。

我们应当立即达成一致,一旦我们搞清楚这场危机的经济影响,我们将会在捍卫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引新增投资前景的同时,在其国内推行那种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系统性对策。

但是最直接、同时规模最大的短期支持可以来自免除由国际发展协会支持的76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即将支付的债务。

建议免债两年

现有建议是由债权国提供双边债务偿付6至9个月的停顿,总成本为90亿至130亿美元(396亿至572亿令吉)。但提议的时间跨度和涉及债权人范围都是有限的。

我们建议,免除今明两年内超过350亿美元(1540亿令吉)的官方双边债权国债务,因为这场危机显然无法在6个月内解决,而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有一定确定性的支出计划。

在这个问题上,持有超过四分之一双边债务的中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决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投资资金是一项颇受欢迎的举措,而且中国的支出已经加快了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

现在中国是时候通过免除今明两年的债务偿还,从而在其他债权国面前发挥表率作用。

私营债主须分担痛苦

近20年前,当我们列举理由要为近40个负债累累的穷国减免债务时,几乎所有债务均来自官方双边或多边债主,而很少见到私营部门债务。

现在,200亿美元(880亿令吉)——通常以高利率借入——需要在2021年底前归还给私营债主。

就像代表新兴市场私营债主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所承认的那样,私营领域也必须分担痛苦。

如果源自我们多边机构帮助最贫困国家的全部资金不是用于医疗保健或消除贫困,而仅仅用来偿还给私人债主,尤其是那些在危机时刻还在继续发放红利的大型美国银行是不公平的。

本周召开的部长和行长会议应当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一道,动员私营领域拿出一份解决上述债务问题的自愿计划。

就像尽早采取大胆举措可以最有效、最经济地控制疫情一样,过去给我们的教训是,迅速、大胆地采取措施可以最好地避免国际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伤亡。我们必须立即共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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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全球经济前景仍看好?/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奥尼尔(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

上个月我写了一篇关于各类通胀趋势,在2024年及其后世界经济前景中的核心作用的文章。

当然,还有许多额外风险是我在文中未能提及的,也是预测界围绕各种“已知的未知因素”提出明智的警告来对冲自身预测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是中东和乌克兰的持续冲突,中国的不确定性,以及欧洲、美国和其他地区即将举行的选举。

关于通货膨胀,我依据最近一些报告给出了谨慎乐观的展望——这些报告显示,许多基础指标似乎正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但自那以后欧元区、英国和美国的最新月度通胀数据(12月份)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上行。在市场已经连续数周消化今年大幅降息预期的情况下,这让许多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分析师产生了迟疑。

最后,我总结说尽管通胀前景有所改善,但如果许多国家的工资增长能在不推动物价出现新一轮更持续性上涨的情况下维持下去,那将会是令人惊喜的。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不会特别在意这种情境,除非有明确证据表明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其他地区)的生产率出现了急需的提升。

他们警告说,如果没有更高的生产率,(排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工资增长就不可能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持续存在。

即便如此,我发现自己仍抱有与上月相同的希望。

毕竟生产率数据的发布具有滞后性,因此,如果或央行官员对薪资持续上涨反应过于强烈——比如宣布将维持一个比常规情况下更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将是相当冒险的。

三大理由采取观望

具体来说,有三个很好的理由去让人采取观望态度。

首先,尽管预测者们未能预见生产率在过去20年间的持续疲软,但他们似乎最近才放弃了对生产率即将开始复苏的预期。

其次,即使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希望,但有明显理由认为生产率最终会提升,只要看看人工智能的重大发展,面向替代能源的转化,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工作模式的转变,以及政策制定者对那些明确为了提升产率的举措的明确关注就知道了。

虽说数据尚未表明这些事态发展正在产生成果;但新技术带来的收益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并在官方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

推迟收紧货币政策的第三个原因,涉及工资和生产率问题的社会和人文方面。各界对许多民主国家日益加剧的焦虑和经济不安全感的根源已有诸多辩论,而正如我们从中了解到的那样,近几十年间实际工资的中位数一直提升乏力。

这种趋势显然对公众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日益幻灭,以及对更激进、更民粹主义的政党和政治运动的支持率上升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实际工资的增长将有助于缓和民众政治态度。仅仅因为觉得工资不合理而压低其水平将是危险之举。

通胀状况的改善会持续下去吗?尽管12月份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但此前几个月的降幅也比预期要大。如果检视一下那些变得更为平稳的趋势通胀基础指标以及各类通胀预期调查,就知道前景仍然相当乐观。

至于其他周期性因素,随着1月底的临近,有三件事在我看来尤为突出。首先,尽管中国当局加大了支持经济强劲复苏的力度,但该国的经济数据和金融市场表现总体上仍令人失望。

其次,美国的多数(尽管不是全部)经济指标继续强于预期。这让人松了一口气,尽管并未缓解许多评论人士关于近期积极趋势可能无法持续的不确定性忧虑。市场今年也经历了一个摇摆不定的开局。

根据所谓的五日法则(即标普500指数在1月份头五个交易日的净上涨预示着未来12个月的好兆头),今年股市最终上涨的可能性只有50%。

让人稍微安心

这听起来或许相当不科学。但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显示一个好的开局,预示着当年有85%以上的可能性是个好年。

最后,尽管中东和乌克兰的状况令人担忧,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仍然极其温和。或许有一些不寻常的技术供需因素解释了这一点。但无论是哪种状况,在许多市场上都能看到相对稳定的明显迹象。

与一年前相比大多数关键大宗商品的价格以及公认的主要大宗商品指数都更低。这也让人稍微安心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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