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萧维旸

最迟今年4月底，大马将再次检讨最低薪金，而雇主和劳工代表也会暗中较劲，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利益。届时，哪一方将获得更大的胜利？

自2012年，政府已多次上调最低薪金。尤其在2022年，政府一口气上调25%，让最低薪金达到1500令吉，象征劳工群体的一次重大胜利。

如今，大马乃至全球皆身处万物皆涨的时代，劳工固然生活成本攀升，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公司，也面临采购、运营成本走高的难处。

是否该调涨最低薪金？此外，政府又要如何另辟蹊径，提高国内薪金水平？《南洋商报》访问雇主代表、经济学者，以及综合各项资料后，设法探寻最佳方案。

兼顾员工权益与企业财务

薪资谈判左右为难

暌违两年，大马会在今年4月底前检视最低薪金，众企业和雇员无不关心，这一次最低薪金究竟会涨多少？

所谓最低薪金，意指基本薪金，不包括企业提供的任何津贴。这项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国内雇员的权益，避免雇主支付过低薪水剥削劳工。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这也旨在缓解国内贫困、收入不均问题。

回顾历史，大马已数次调涨最低薪金。2012年7月，为扶持低收入群体，大马在全国推出最低薪金制度，隔年1月1日，《2012年最低薪金法令》正式上路，西马的最低工资设定为900令吉，东马则是800令吉。

2016年，西马和东马最低薪金，则分别上调至1000与920令吉。随后，2019以及2020年，政府也有窄幅提高数额。

最低薪金调高25%

然而到了2022年3月19日，眼见物价飙升，加上劳工群体怨声载道，政府携手大马职工总会（MTUC）、大马公务文员职工总会，将最低工资从1200令吉，大幅上调25%至目前的1500令吉，全国一体适用。

这项举措，标志着雇员的一次重大胜利。

据国家工资咨询委员会（NWCC）说法，目前全国已有逾90%企业按照最低薪金支付薪水。对于违反这项政策的企业，政府会罚款1万令吉，随后继续跟进此事确保企业遵守法规。

优大经济系教授黄锦荣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指出，考虑到大马经济发展、通胀水平、国人生活成本节节攀升，最低薪金必然会有上涨空间，因此大马政商界每一到两年内，就会开会检讨。

至于每一次协商后决定的涨幅是多或少，取决于薪金中位数、总体经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

据大马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截至2023年9月，大马薪金中位数为2600令吉。其中，男女员工的薪金中位数，分别是2645与2518令吉。

企业与员工较劲

以行业划分，薪资水平可观察出有一定差距。采矿和采石业的薪金中位数位居榜首，达到5200令吉；建筑、服务与制造业的薪金中位数，徘徊在2400至2700令吉之间；敬陪末座的农业，则仅有1982令吉。

下一次的最低薪金检讨，会落在今年4月底之前。如前所述，每一次的最低薪金调整，都是劳工群体与雇主暗中较劲的博弈时刻。

劳方当然认为薪金愈高愈好，以便维持体面生活水平；雇主资方则会从运营成本与盈利出发，希望最低薪金趋向保守。

眼见经济学界忧虑重重，拉菲兹也解释，政府不强迫雇主参与，因担心会拖累企业财务。

“我们必需考虑到企业的财务能力，尤其国内最大雇主群是中小微型企业。若强制实施，部分企业会倒闭，带来更高的失业率。”

薪金须能维持体面生活

在2022年调涨最低薪金后，国内仍不乏进一步调高的声音。

去年9月，前人力资源部长兼行动党怡保西区国会议员古拉就曾建议政府，将最低薪金调高至2000令吉以上，换句话说，政府需要至少调高33%！

当时，古拉引述一份国家银行在2017年发布的研究，指居住在城市的单身人士，维生薪金为2700令吉，没孩子的夫妻为4500令吉，育有两位孩子的夫妇则为6500令吉。所谓维生薪金，意指过上体面生活所需的薪水。

然而据古拉的观察，仍有许多人包括单亲妈妈，薪金仅有区区1500令吉，显然这不足以在吉隆坡过上体面生活。

时间来到今年3月，大马职工总会秘书长卡马鲁也敦促政府，尽早调整最低薪金。

雇联：涨薪吃力

需考量中小微企财力

“调涨派”来势汹汹，且最低薪金检讨日近在咫尺，国内雇主有何回应？向来为雇主权益发声的大马雇主联合会（MEF）主席拿督赛胡申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坦言，大部分雇主尚未准备好。

赛胡申并不否认大马最低薪金还有上涨空间，但调涨与否取决于企业规模。若是大型企业或跨国公司，自然有能力上调薪金；但对于现金流将为吃紧的中小微型企业（MSME）而言，涨薪依然是一项吃力的工作。

“大部分雇主仍未做好再次上调最低薪金的准备，因国内外商业环境依旧一片混沌，负面因素包括地缘冲突愈演愈烈、供应链受阻推高采购成本等。”

早在2022年，政府一口气将最低薪金，从1200调高至1500令吉时，已让商界有些猝不及防。

“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依然在支付1500令吉最低薪金上举步维艰。别忘了中小微企业占据全马已注册公司97.4%，因此在确定最低薪金时，先确保中小微企业有否支付能力。”

在赛胡申看来，若贸然提高最低薪金，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拉高最低薪金后，将不可避免地推高国人的生活成本，因企业会将营运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需两全其美机制

他同时提醒政府，如今并非仅有雇员感受到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受服务税影响，中小微型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当局必需找到两全其美的机制，一并照顾企业的现金流及雇员的生活水平。

对此，达证券也表达相同看法，指拉高最低薪金确实会让企业面临更高昂的劳力成本，“大企业固然有能力吸纳额外成本，但较小的企业恐怕难以跟上步伐，毕竟营运成本会百上加斤。”

由此可见，这一项看似简单、只需要一个签名就可落实的政策，背后实乃夹杂着错综复杂的考量，以及旷日费时的谈判。

达证券担忧，若政府在这项课题处理不好，轻则让企业现金流雪上加霜，重则掀起一波企业倒闭潮，这反过来又会冲击政府的税收。

调薪牵一发动全身

政府须三思后行

大马雇主联合会与达证券的每一字一句，都在提醒政府需三思后行，毕竟调涨最低工资牵一发动全身，若考虑不够周全，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而这类观点也掀起一项辩论：究竟最低薪金有否存在的必要？是否可以完全放任企业，按照自身盈利或员工生产力，来决定薪水的高低？

在黄锦荣看来，若采取上述“放任主义”的做法，国人的薪金水平会更加惨不忍睹。因为大马从来不是一个“纯自由市场”，例如主导国内经济与市场的是官联企业，以及部分垄断行业的公司；至于进口，也不存在自由竞争。

黄锦荣续说，若奉行上述做法，早已垄断行业的企业，便可肆意压低雇员薪水，“在那情况下，即使员工不满意也无何奈何，毕竟在这行业里，他已无处可去。

“在薪金的谈判和博弈上，雇主和员工本就势力悬殊，力量的天秤很容易往雇主倾斜。因此，还是得有政府的干预。”

此外，大马是民主国家，而劳工是最主要的投票群体，这使得政府必需照顾劳工权益，否则会吞下流失选票的恶果。

撇开劳工权益不谈，最低薪金的存在，也夹杂着另一个目的：推动企业朝向自动化，继而让大马实现工业升级。

工业升级难实现

按照政府的思路，最低薪金政策的实行，推高企业人力成本后，企业便有诱因或动力，加码投资迈向自动化。长期来看，这会加强企业的生产力，进而有能力提供更诱人的薪金，带动大马工资结构往上移。

黄锦荣表示，自2016年以来，国内低技术劳工的薪金涨幅，超越全国平均收入涨幅之余，也远高于高技术、半熟练劳工。

“尤其是占据大马劳动市场约60%的半熟练劳工，薪金增幅最不理想。

“长远来看，这会导致大马在摆脱低技术工作、吸引更多高技术劳工方便遇上阻挠，更不用说实现工业升级。”

普吉最低日薪居泰之首

拔高视野，东南亚各国如何处理最低薪金课题？

和大马接壤的泰国，在不同地区皆设下数额不一的最低薪金，高或低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其中，普吉岛的每日最低薪金达到370泰铢（约49令吉），位居榜首。

现任泰国首相社德他在竞选期间承诺将每日最低薪金，调高至400泰铢（约53令吉），但碍于通胀率居高不下，该宣言估计难以落实。

场景转换至印尼，国内各省的最低薪金同样因经济增长、通胀率而大不相同。现时首都雅加达的最低薪金居全场冠军，达到490万印尼盾（约1477令吉）；中爪哇则全场最低，仅有196万印尼盾（约591令吉）。

至于越南，目前政府正审批国家薪金委员会的方案，若获得通过，今年7月1日起最低工资将提高6%。

其中，河内和胡志明市的最低月薪，将增至496万越南盾（约949令吉）。其余地区则介于345万至441万越南盾之间。

视线转向新加坡，有别于其他经济体，该国并无在所有行业设定最低薪金，而是倾向于灵活的薪金制度，允许企业和工人依据市场需求、个人技能来协商薪金。

渐进式薪金是解药？

若要提升薪金水平，光调高最低薪金未必有效。政府正另辟蹊径，祭出渐进式薪金政策（PWP），务求将整体雇员薪金水平、竞争力双双提高。

参与这政策的企业，需要将员工送往政府认可的培训项目，增进自身技能和生产力。同时，参与培训的员工必需在技能方面达标，如此一来其薪金将会迎来渐进式上涨。

这项计划在去年底公布，政府将拨出20亿令吉作为奖掖，估计可惠及105万名员工，并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33亿令吉。

此外，经济部长拉菲兹也设想，PWP上了轨道后，可为大马雇员公积金局贡献接近8亿令吉收入，以及新增逾3万名纳税人。

今年6月至8月，渐进式薪金政策的试点项目将会开跑，届时会有约一千家，员工薪水介于1500至4999令吉的企业参与。据拉菲兹的说法，目前已准备好的课程中，有73%是包括管理、沟通、语言等在内的非技术培训；另27%则是技术课程。

政府的愿景很美好，但在经济学界看来，碍于渐进式薪金政策是自愿式政策，不强迫雇主参与，因此，大部分雇主恐会兴趣缺缺，毕竟不愿通过涨薪为员工的新技能买单。

达证券也估计，渐进式薪金政策见效的速度，可能会比政府预期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