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文艺】五四对马来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下)

(续上篇)



最先在文坛提起提倡新思想、新文学这两面旗帜的,是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他在1919年12月发表的〈新青年宣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提出破旧立新的坚决主张。

1917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发出文学革命的呐喊,并提出3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力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刘半农、钱玄等人相继响应。陈独秀等人所反对的旧文学,一方面是指文言的形式,一方面是指含有封建思想的内容。由于反对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内容,便相等于彻底否定所有的古典文学。这种偏激思想,在马华文坛上造成了不同的反响。

当时的马来亚华文作者,虽然积极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却没有全盘否定旧文学。林稚生和张叔耐都是马华新文学的先驱作者。他们对于马华新文学的提倡不遗余力,对旧文学的形式也不像刘半农等人那样排斥。其余在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活跃的作者们,也没有为提倡新文学而彻底否定旧文学,对待新旧文学的态度与立场,都跟林稚生和张叔耐相同。

对新旧文学抱持平态度

1922年,张贻志在《新国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平新旧文学之争〉,表达了他对新旧文学抱着持平态度的看法。在他看来,新旧文学思想之争,既无“争之价值”,亦无“争之裨益”。



早期马华新文学,许多作者都对新、旧文学抱着这种持平态度,所以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文白之争。在1925年以前,马华新文学运动所经历的是一种逐渐转变的过程——新文学作品是逐年增加,而旧文学则是逐年减少。

直到1925年7月,马华新文学进入成长阶段。“星光”这个副刊的立场坚定,积极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学,与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宣言〉中提及的破旧立新口号前后辉映。接下来马华文学运动也奠定了明确的发展路向,逐渐形成一种声势浩大的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思想运动。

梁秉赋在〈“五四”与新加坡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文中说,20世纪以后特别是1920年至1940年代之间,中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为了避难和避战,而大规模地迁移到南洋地区。

这些从中国来到新、马两地的文化人中,有不少是赫赫有名的。例如郁达夫从香港来到新加坡后,很快接手主编《星洲日报》的副刊“晨星”和“繁星”。胡愈之同样在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二年便接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一职。1946年时胡愈之受聘于陈嘉庚担任《南侨日报》的社长。而到华文学校里去教书的知名人物也不少,包括老舍、吴天、高云览、杨骚等人。

在文人的诠释下,“五四”所标榜的“民主与科学”的崇高理想,已被具体化为“抗战”、反对“旧礼教”,甚至“坚持国共合作”等。

因此在1939年至1941年,新马华人社会的抗战运动,从着眼于对自己国家与族群的救亡图存之形势,变成开始以“反侵略”这一文学口号作为反战运动的主轴。而这一变化是与其时世界局势的新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杨松年所写的〈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马文坛〉分析了在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时,最初的四年多并不曾给新马报刊的出版事业带来迅速和重大的影响。不过在1927年和1928年间,不少亲共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南来新马,致力于华文出版与编辑事业,加上这期间是中国的小报年,上海等地区的报章蓬勃出版,其影响以及新马的热烈反应应当是更重要的因素。(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