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各主要央行几乎都缺乏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下一次周期性衰退会否演变为一场大崩溃？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可以大大填补这一空白。过去十年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不断在鼓吹财政的作用，而且财政微调手段确实可能在下一次衰退中得到到广泛应用。

那么这些人的做法又是对的吗？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财政政策太过于政治化，以至于无法长期取代当代这种独立技术官僚型中央银行，而后者至今依然在短期稳定措施方面处于领导地位。

反之，财政政策在涉及增长，长期稳定和分配等基础性但极富争议的事务中起到主导作用，因为（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些事务都需要以民主方式来决定。

然而，将财政政策视为一种客观技术官僚工具的学术性描述，常常让人仿佛置身于美国电视连续剧《白宫风云》（The Wst Wing）之中。

在这部广受好评的系列连续剧中，虚构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杰德·巴莱特是位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

这位品行端正的总统在同样心怀善意且才华横溢的幕僚支持下展现出了一种天赋，可以权衡各个专家的建议以做出精妙的经济政策决策，从而在效率，公平和政治现实之间取得平衡。

取代货币政策？

当然他经常在推动立法时遭遇反对，但是巴特莱特及其同僚总能取得成功，而反派右翼理论家既蠢又坏的设定也映衬了一点。

考虑到超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局限性，鼓吹激进财政政策时机已到的可不仅仅是那些学术经济学家。

许多大型央行行长也坚信财政政策不仅可以发挥其传统作用来决定政府支出、投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分配，还可以在经济微调和应对衰退中替代货币政策。

纵观诸多经济学期刊和重要学术经济学会议，人们看见的是一个又一个周到、可靠又可信的白宫风云式财政政策模式，似乎都在支持上述观点。

但是近期的文献和讨论，几乎完全忽略了1980和1990年代已经深入研究过的政治经济问题。

可见当时学到的教训如今基本上都忘光了。

央行寻求短期稳定政策

正因为财政政策总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棘手而艰苦的折衷方案（还经常被未来的选举所推翻），大多数国家都转向中央银行寻求短期稳定政策。

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创需求管理以来，现代、独立且由技术官僚执掌的中央银行可谓是宏观经济学中最伟大的创新。

政府可以且应该就政策的长期方向做出重大决定，但是任何认为立法机关可以持续做出细致精妙决策的人估计都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事实在于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都高度两极分化，决策仅由微弱多数做出。

举个例子，在美国财政政策对民主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有机会实施更多支出和转移支付，而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则意味着减税以缩减政府规模。

这种差异只能造就出非此即彼的跷跷板式政策。作为短期稳定工具，财政政策无可避免地难以像央行执行货币政策那样成功选择时机并调整。

特别是在过去20年中，中央银行家们越来越意识到一致、稳定且可预测的政策与任何短期决策一样重要。事实上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你都可以听到央行行长们在小心拿捏各条信息之间的细微差别及其对期望的影响。

商业周期更动荡

但在那些白宫风云式的学术论文中，财政政策职能（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都被假定是完全稳定和可预测的，一切与信誉和一致性有关的问题都被排除掉了。

或许在下一次经济衰退中，某些国家的财政政策可能会歪打正着，让调整和时机都恰到好处。

中央银行当然也会出现失误。但应当为此摒弃两者之间任务区分的想法是幼稚的；同时那种希望通过强化失业保险和转移支付等“自动稳定器”，以便无需采取政治行动即可进行调整来借以解决所有财政政策信誉问题的想法也一样。

事实上这些稳定器总会产生某些激励作用，而就任何一种稳定器应扩大到何种程度的政治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任何给定情况下，政策制定者们都可以（且经常）无视这些自动稳定器。

正确的解决方案不是放弃货币政策，而是想方设法去增强其在低利率环境下的有效性，比如找到更公平有效地使用负利率的方法。

而在实现这一点之前，由于货币政策受阻且财政政策成为唯一的工具，我们必将迎来一系列更为动荡的商业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