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1月，我撰文指出自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允许GDP年增长率从超过10%逐步下降至近6%。

我在文中认为虽然这种下调是适当的，但目前更应当要通过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来阻止经济放缓。

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观点引发众多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之间激烈辩论。

上述许多人都反对我的提议，并罗列了一大串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首先，他们认为中国以往也试过用财政和货币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只不过成效有限。

随着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增长放缓的“新常态”，再考虑人口老龄化等长期结构性因素，因此也没理由相信再来一次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甚至可能让中国的处境更加糟糕，因为它们可能会阻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比如扶持那些效率低下的“僵尸企业”。

我的批评者们认为，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再怎么样都只会耗尽中国的政策空间——而这一空间从一开始就并不十分充足。

由于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相对GDP而言已然很高，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会导致投资和消费增加，只会反过来导致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更高的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存“隐性债务”

批评者们还指出在财政方面地方政府可能已经积累了大量“隐性债务”，据某些机构估计总计超过40兆人民币（约23.5兆令吉），并因此极大增加了财政扩张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他们还坚称已经没什么余地去实施基础设施投资了。

上述论点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实际上我过去也曾持有有类似的看法。但眼看着过去十年间一个季度接着一个季度的经济放缓后，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经济学家们应当重新评估其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所谓正统手段。

以“新常态”的说法为例，任何一个充分知情的观察家都不会认为中国可以在短期内重拾两位数的增长。但目前完全无法判断各类长期结构性因素是否已经将中国的增长潜力压至6%以下。

尚未有数据能体现出这类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对增长的影响。实际上由于方法和统计上存在的各类缺陷，对中国潜在增长的估测一直都极不可靠。

我并未提出中国应当盯住某个特定的增长率，因为根本无从揣测。我的观点是中国政府应出手干预以防止增长进一步放缓，也坚持这一观点。

货币和财政扩张利经济

无论中国存在多大经济潜力，都有证据表明中国目前的表现未能充分将其发挥出来的。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徘徊在2%左右。

从2012年3月开始，其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为负，中间转正了一段时间后在去年7月再次转负。如此持续的低通胀伴随着相当巨大的过剩产能意味着存在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那么还有空间去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吗？有一点我的批评者们是对的，那就是中国的财政状况要比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更差。

然而他们未能意识到的则是中国仍然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甚至是1990年代后期的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当时的或有负债已经相当于GDP的74%至107%）都要强健得多。

当时中国照样奉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政策，中国逐渐发展出了更为强大的财政状况。

眼下中国可以实现类似的目标，尤其是在公众，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热烈追捧中国政府债券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可以将债务融资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

同时中国所面临的通胀风险也被夸大了。正如日本展现的那样，M2相对GDP的高比率并不一定意味着高通胀，尤其是当该比率（正如当前的中国那样）是因高储蓄（主要存放在非通胀性储蓄账户中）和资本市场不发达而产生的情况下。

基建投资需求大

实际上中国还有足够的空间降低基准利率，此举可以作为财政扩张的补充并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而有一个领域是我的批评者们完全错误的：中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仍然很大。

除了现代公共基础设施所产生的明显收益之外，此类投资如果通过公共支出和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则会起到拉拢私人投资的作用，而后者近年来一直是在逐步下跌的。

最后，通过刺激GDP的增长，货币和财政扩张非但不会阻碍结构性改革，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2020年推行这一政策，尽管其计划的推进速度和效力仍有待观察。

中国领导人有能力在这一年中启动一个增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只希望那些反对者们不至于让他们放弃这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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