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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得患失的1200最低薪金/李慧珊

希盟政府规定,今年1月1日起,马来西亚全国57个主要城市的最低薪金将有大幅调涨至1200令吉,而除了这57个城市之外的其他地区则是维持每月1100令吉的最低薪金。

有人欢喜有人愁,这项消息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无非是利好消息,但对于企业(大型企业或是中小型企业)而言则不然了。对于这项举措,人力资源部表示这不仅是为了帮助底层员工应对在城市里生活的高昂生活成本,也符合希盟要在执政的五年里达到1500令吉最低薪金的愿望。



事实上,多年以来贫富差距一直是世界各国也是马来西亚诸多问题的根源(包括种族不和谐等等),它直接导致了人们生活品质上的差异并影响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程度的感受。

根据2014年皮尤全球调查,77%的大马人一致认同富贵与贫穷的差距是大问题,而人数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贫富差距虽不总是毫无根据且万恶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奖励机制,从而改善人们的生产力(为了赚取更多而付出更多),但过大的差距往往导致社会的分裂。1200令吉,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实际上,任何的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最低薪金的提升固然能够直接地增加底层民众的收入,但关于其能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却是个未知数。

加重企业经商成本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刻提高最低薪金将直接加重企业的经商成本,从这个年头人们将听到最多的话又该是“生意难做”了。



政府一方面想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大幅提高薪金却是在减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结果或许可能是两头不到岸。调涨最低薪金的举措也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企业可不都是做慈善的,他们有极大的意愿将与日俱增的成本转嫁至消费者。工人实际增加的剩余工资又有多少呢?

在马来西亚,绝大多数领着最低薪金的并不是政府意欲救助的本地人,而是外劳。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MEF)指出,政府提高最低薪金制的举措,保守估计将使马来西亚每年损失25亿令吉的外汇,这或许会进一步削弱令吉汇率。而真正受益于薪金调涨的大马人究竟又有多少呢?

其实,最低薪金对于国家和经济而言的贡献确实功不可没,它对马来西亚摆脱低工资领域也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希盟不能兑现竞选宣言中的分担更多的企业运用成本,那么至少不应该一味加重企业的负担。就减低最低薪金的而言,比起一竹竿式的提高薪金,政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定期检视每一个行业应有的以及合理的最低工资,从而使得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利益更加平衡。用力过猛或可能使得情况适得其反。

此外,政府也应该专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以及竞争力,那么才能自然且永久性地提高人们的工资,而不至于损害一方。

(作者为拉曼大学学院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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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从长计议大学生最低薪/南洋社论

最近高等教育部提议将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定为3000令吉,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

这一建议背后蕴含着政府对年轻人就业问题的担忧。然而,是否应该通过立法来规定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金,却是一个引发深思的议题。

在这个议题中,存在着立法强制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的利弊。

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保障毕业生的经济权益,缓解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然而,反对者则认为,薪酬应该由市场供求和个人价值决定,政府干预会扭曲市场机制,导致就业市场失衡,进而增加毕业生的失业率。

从薪酬的确定原则来看,资历、经验、能力和生产力,是决定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

加剧毕业生就业难题

政府强制规定起薪,可能会忽视这些因素,导致一些企业不再愿意聘用大学毕业生,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能力与雇主需求之间存在差距。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政府强制规定最低薪金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毕业生们将有更多的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消费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这也有助于提高大学教育的吸引力,激励更多人投身高等教育,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干预薪酬水平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一旦设定了最低薪金,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避免忽视长远影响

此外,如果政府仅仅关注起薪,而不关注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实践能力,那么这样的举措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因此,在探讨政府是否应该立法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时,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各方利弊,避免一味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影响。

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支持大学毕业生就业,例如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加强职业培训等,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监督,鼓励他们为毕业生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合理的薪酬待遇。

只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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