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新的一年 新的政策/叶行

虽然2019年已接近尾声,但我国的政治局势仍然热闹哄哄,人民公正党继续内乱,华社继续吵着爪夷文,高官继续恐吓着华社,马华与民主行动党还继续为拉曼大学学院拨款闹得不可开交等等,不管人民厌不厌倦,该玩的政治戏码,政治人物从来都不犹豫。

仿佛是为了趕上2019年尾班车,人力资源部日前就宣布,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国内57座主要城市的最低薪金,将由1100令吉,提高到1200令吉,有关政策是由内阁为配合2020年财政预算案所议决,而其余地区的最低薪金,仍然维持在1100令吉的水平。



换句话说,这项政策是属于针对性,并未普及全民。

不过,随着有关政策推出,也算是希盟逐步掀开落实5·09前,许下1500令吉最低薪金承诺的序幕。

老实说,人力资源部选择在这时节推出这项政策,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眼下许多行业都处于凄风苦雨惨淡经营,人力资源部此举,让许多雇主有种落井下石的感觉,所以,大马雇主联合会及大马厂商联合会就立即跳出来反对,认为有关政策将会陷雇主们于更困难环境。

本地员工受惠不多

事实上,因为各种主观及客观的生活条件因素,我国一些主要城市里,许多行业的雇主们,都已自觉将本地员工的最低薪金,调整到1200令吉至1500令吉之间;换句说,政府这项政策,对于工作在主要城市的本地员工,根本就受惠不多,反而外劳却莫名其妙地成为这项政策下的最大受惠群!



当然,人力资源部的用心良苦,人民还是感受得到,只是更多人不明白,所谓开源节流,政府既然为最低薪金开源了,那么对日益高涨的物价,是否有节流的应对?否则,区区的100令吉调整,在物价高涨的当下,尤其是在主要城市当中,无疑是杯水车薪。

有人建议,政府的最低薪金制度,应该局限于本地员工,至少可以避免外汇大量流失。只是觉得这种建议,貌似有些小家子气,而且带有歧视味道;有高官也说过,对待外劳要推己及人一视同仁,当年他家祖先南下大马时也是外劳。

对照人力资源部新推出的政策,交通部明年即将落实的私家车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政策,就可能会面临阻力重重,而且预料会恶评如潮,从目前网民留言评论来看,几乎已呈两极化,支持者认为安全考量重于一切,反对者则怀疑这是项没经过深入民间调查反复推敲而草率决定的政策。

交通部是基于安全考量,在2020年1月1日起,载送4岁以下儿童的车子必须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不过,交通部会给予民众6个月的缓冲期,通过道路醒觉运动及安全教育宣导,过后才开始执法。

一个政策两种执法方式

有人就提出了个疑问:假设一个家庭恰好有4个4岁以下的儿童,那么,车主是否必须安装4个儿童安全座椅?因为目前市面上的儿童安全座椅,都是以体重来区分。

交通部副部长拿督卡马鲁丁早前就曾针对此假设问题,在国会里给出答案:政府已豁免拥有多名小孩的大家庭,置放相同数量的安全座椅。可问题就来了,政府所指的“大家庭”定位,究竟是家有多少儿童才能称为“大家庭”?而为什么拥有多名小孩的私家车,就无需置放相同数量的安全座椅呢?难不成拥有多名小孩的家庭就不用“安全考量”了吗?

因此,对于政府一个政策,可以有两种执法方式的态度,很多人民百姓都看傻了眼,觉得不可思议;更不明白为何政府只是针对私家车,而更多人乘坐的公共巴士或德士、轻快铁等主要交通工具,都不需要在“安全考量”行列呢?

更关键的是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售价不菲,交通部会否考虑联合有关厂家推出特别优惠促销?又或者交通部与某位高官一样乐观,认为强制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政策推出后,市场需求与供应势必增加,价格就会下降?

有人就表示了不解,以黑刺榴梿为例,当年推出时就价格不菲,然而,到了今天仍然还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一件货物若是多人需求,价格是很难下掉,除非是无人问津的货品,当然,若是广家特意促销,那就另当别论。

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官爷可要分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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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从长计议大学生最低薪/南洋社论

最近高等教育部提议将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定为3000令吉,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

这一建议背后蕴含着政府对年轻人就业问题的担忧。然而,是否应该通过立法来规定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金,却是一个引发深思的议题。

在这个议题中,存在着立法强制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的利弊。

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保障毕业生的经济权益,缓解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然而,反对者则认为,薪酬应该由市场供求和个人价值决定,政府干预会扭曲市场机制,导致就业市场失衡,进而增加毕业生的失业率。

从薪酬的确定原则来看,资历、经验、能力和生产力,是决定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

加剧毕业生就业难题

政府强制规定起薪,可能会忽视这些因素,导致一些企业不再愿意聘用大学毕业生,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能力与雇主需求之间存在差距。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政府强制规定最低薪金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毕业生们将有更多的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消费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这也有助于提高大学教育的吸引力,激励更多人投身高等教育,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干预薪酬水平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一旦设定了最低薪金,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避免忽视长远影响

此外,如果政府仅仅关注起薪,而不关注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实践能力,那么这样的举措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因此,在探讨政府是否应该立法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时,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各方利弊,避免一味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影响。

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支持大学毕业生就业,例如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加强职业培训等,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监督,鼓励他们为毕业生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合理的薪酬待遇。

只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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