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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绩效考核系统/陈绣茗

在我执业的生涯中,若提到绩效考核系统,最常听到的就是对系统失效的抱怨,诸如所设置的绩效考核如同虚设,员工对于完成目标并没有迫切感或积极性,或者员工对制度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等等,围绕的问题重点都是员工问题。

但真的就是人性如此败坏吗?其实,很多时候当我分析问题到最根本,往往人性只是最终的呈现,而问题真正的源头是系统出现故障。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受伙伴邀请共同到一家外资工厂讨论员工、系统的问题。当我听了高层对其资深员工的各种抱怨,如资深员工都是一群不能被改变的人,工作上我行我素,若采取革职,他们会想办法坑公司赔偿等等。

这位高层非常头痛,虽然他已经对工厂进行许多改革,工厂的绩效也逐渐提升,但很多改革感觉仅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根源——人,并没有被获得改变,言语当中有期望我可以提出如何“对付”这种顽固不灵的“人”。

但我听后,却发觉真正的问题应该不在“人”身上,而是部门系统失效,导致绩效考核功能(包括其他部门功能)没能被展开,以致产生种种问题事件。

我对这位高层陈述看法后,他沉默了一会才承认确实是部门系统失效,而非单一员工问题。

允许撤换执行人



虽然系统需要执行人,但是系统本身是绝对允许公司在正当合理的情况下撤换执行人,而不是对不适合的执行人感到束手无策。

就如同一天开车中途突然车子停着不动,这事件仅是告诉我们一个讯息,不是因为今天运气差,而是车子不知哪个零件坏了,必须立即送往维修中心做检查维修。

同样的道理应用在系统上,“失效”是车子不动的事件,事实上却是告诉我们在系统上有某一部份出问题了,而不是单方面认为就是员工有问题。

我们都知道,系统就如同一部机器,每一个部分都有其功能应该被展开,如果功能不能被展开,长期下来必引起因系统不完整而产生的其他问题。

既然是一部机器,假设一部有形的机器,若我们要机器寿命得以长久,就必须定期检查并给予维修。

但是,许多人在面对企业内部的各种营运系统、管理系统等,往往忘记了这些无形的“机器”也是需要作定期检查并给予维修。

过去文章中,我有提及如何为作业流程、作业程序作检查,今日稍做分享,如何对绩效考核系统作检查维修。

能力努力资源缺一不可

在维修前,首要就必须先找出系统的哪一个部分出问题。(若想要对绩效考核有更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参阅之前所分享过的文章)。绩效考核分成三大板块,如下:

●能力:能完能工作所必备的技能及知识。

●努力:完成工作所需要动机与承诺。

●资源:企业与管理上的支持(时间、材料、信息、资金、设备)都是必备的。

整体绩效成绩是由以上三大板块相乘(非相加)而得,因此,如果其中一项为零,无论其中两项数量为何,绩效将会是零。

逻辑测验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员工的能力为零,绩效也会是零,不管他有多认真。

相同的,如果努力或资源为零,不管一个人能力有多强,单方面绩效也将为零。

当然,真实上这三大板块内,各自隐含许多小细节穿插其中,由于关系错综复杂就不在此一一道明。

别急着从“人”判断

所以,当公司察觉一个员工无法满足绩效期望的时候,别急着做出“人”的判断,先检查原因究竟是出于不能(能力),还是不愿意(努力),或是不可能(资源)?

大家不难察觉,我是如何知道该工厂的问题,不仅仅是出于人,还是部门系统也存在问题,靠的就是这个简单的检查。

知道问题之后,要如何维修,待下星期再为大家提出简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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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中国经济改革下个赛道/黄锦荣

中国经济的改革之路,历年来都偏重供应侧。

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头阵,以便“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那是私有化及以市场机制为资源做有效引向的雏形。

当农耕的潜力得到解放,农产量增加,食品供应匮乏的问题就得以解决。联产承包改制的成功,不仅释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乡镇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力,也成为乡镇企业产出的主要需求来源,滋养了紧随着的城市工业改革。

后来,经济体制需要从中央指导,过渡到市场价格机制,那么恢复价格作为有效调节市场供需波动的机制就变得重要。

双轨制与价格改革

但价格机制需时成型,无法一步到位,于是乎,“计划内”的价格管制及“计划外”的市场价格并存,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就成了过渡模式,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政策。

“计划外”价格带来了利润动机,催化民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工业生产及贸易的迅速发展。

随后,经济改革从80年代的双轨制,延伸至90年代的企业拥有制,其道理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出一辙,就是通过拥有权达至盈亏自负,为管理层和劳动群提供了巨大的激励诱因。

企业私有化奏效

企业私有化的改制,不仅让经济绩效得到飞跃式改善,也促使公有制企业作出相对应的内部经营及激励机制改革,并让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从计划经济驱动的资本密集式重工业,转为更能发挥劳力及民间创造力优势的轻工业发展,成就工业消费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为中国入世贸垫下基础,并迅速成为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核心地位。

即使中国在千禧年以后,已然跃升为全球经济大国,在国际政经事务上的影响力,俨然已能和美国分庭抗礼,供应侧依然是改革主轴。

中国在2006年推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意图透过财政投入来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环境,催化本土技术。

改革离不开三板斧

2015年,《中国制造2025》把制造强国定调为战略目标,焦点放在信息化及工业化的融合;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更视军事及民用融合的创新体系为战略任务,推动另一波的供给面改革。

如今,中国经济动力放缓,从地方债务到人口老化及区域发展不均、外资骤减到信心缺缺,挑战重重,但改革似乎也离不开那“三道板斧”,就是持续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透过巨额财政津贴来推动战略行业的创新,扩大“新三样”产能及全球市占率,稳住经济增长。

需求侧牵制发展

这一回的供应侧改革,成效必然不如前,毕竟牵制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早已不再是供应面局限,而是需求侧。

中国政策菁英之所以偏好供给侧改革,那是深信“造得出”就是王道,并认为任何鼓吹需求侧改革、转向需求驱动成长的建议都是本末倒置,以为因果关系必然是先有收入后有消费,殊不知“造得出”也得“卖得出”、“用得上”,而后两者才是行业可持续性创新的最大诱因,更何况所谓的需求驱动,并不是鼓吹消费主义,而是释放国内消费潜能。

要做到这点,行业政策不能忽略需求奖掖、金融政策需侧重保护使用者并削减金融抑制、税制得注入更强的累进性质并扩大劳动群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渠道,以改善总体消费力、退休制度的公平性与信誉必须给予加强,以减缓储蓄焦虑、甚至破产机制也该允许个人破产以降低创业代价,巩固创业精神等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赛道,不仅是经济的上层结构,更应该包括经济的下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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