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全球标准为衡量基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或仍处于强势地位。然而，其2019年第三季6%的年度化增长率，已成为自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事实上，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的GDP增速一直在稳步放缓，而当时按年增幅已超过12%。这种下降趋势，似乎比诸多观察人士所意识到的风险更大。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已得到国内外的广泛接受。一些人认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8%的经济增长不再是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因此，不值得更多地采取财政或货币刺激，因为这更加冒险。

相反，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重点应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通过这一手段提高增长质量，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实际上，该目标或将在低增长环境中变得更容易实现。

显然，这种做法是在误导公众。虽然结构调整至关重要，但经济增长放缓并非是成功的先决性条件；相反，其将对改革形成阻力。

此外，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对数据收集同样起到了阻碍作用，中国的就业形势或许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般强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GDP增长的下滑——尤其是预防一种滚雪球效应，这种效应将使今后恢复增长变得愈加困难。

在经历了近10年的持续减速，并且无法看到尽头的形势下，投资者与消费者正变得越来越不愿消费。对于他们而言，严重的金融脆弱性只会加重其担忧；而在其它方面，增速的下降将使所有金融稳定指标恶化。

风险被夸大

幸运的是，中国仍有实施刺激政策的空间。可以肯定的是，作为GDP的一部分，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世界之最。

或许，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如官方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强势，企业债务与GDP的比率也位居世界前列。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相关的风险也同样被夸大了。

大量储蓄推动M2增长

当然，与货币扩张相关的主要风险则是通胀。但在最近几年，对于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1956年所提出的“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主张，已被彻底揭穿。

M2与GDP之比较高的国家，通常保持着较低的通胀，而M2与GDP之比低的国家，有时亦在与高通胀进行斗争。

中国，也不会例外。尽管在过去10年中，M2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名义GDP，但中国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一直在2%左右徘徊，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则经常出现负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这能够用中国家庭的金融习惯来解释：他们大量储蓄，推动了M2的增长，但因为主要是储蓄账户，所以并为造成通胀。对中国而言，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加令人担忧。

财政强于发达国

在财政方面，这些数字则具有双重欺骗性。

据官方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平均赤字率不足2%，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40%。然而，仅在今年前10个月，地方政府就发行2.53兆人民币（1.49兆令吉）特殊债券，旨在支持公共利益项目。

这类债券不会被记录为赤字融资，因为人们认为，其所资助的项目将催生足够的收入，足以支付所有债务。如若如此，中国的赤字和债务比率将大幅上升。

然而，即使这些指标被重新计算，以计入政府的所有或有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仍将明显强于多数发达经济体。

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中国政府在2016年拥有约17兆美元（70.21兆令吉）净资产，抵御财政冲击强大缓冲。

企业债增速已放缓

而更大的风险，则来自中国的企业债务，起在2017年超过了GDP总量的160%。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理由恐慌，因为中国的企业债务主要是由国内储蓄提供融资，而前者又主要是不发达股票市场所致的结果。（尽管近年来有所增加，但中国的外债仍相对较低。）

此外，中国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的增长近年来有所放缓。改善这一趋势的最佳方式，不是对公司债务延期付款说“不”——这或将导致流动性短缺，从而将公司不必要地推向破产，而是给予公司摆脱债务的机会。

而这一切，就需要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作保证。

此外，在实施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上，中国仍有的政策空间。尽管此类一揽子计划的副作用与限制应当被充分认识，但持续放缓的风险，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即将陷入衰退的全球经济也是如此，也要求政府杨当对其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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