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多、消费力强、劳动力成本低……种种利好因素，让东南亚近几年一直是许多外资热切部署的市场。

尤其是中美爆发贸易战后，东南亚成为全球贸易转移的主要受惠者，吸资能力更是节节高升。

对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吸引外来直接投资（FDI）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支撑经济永续增长。

但摊开详细数据一看，会发现东盟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向，其实相当“不平衡”。

这些年来，越南和菲律宾可说是东盟最亮眼的新星，抢占了不少外来直接投资；但也有成员国默默落在后端，那就是大马和泰国。

大马吸金能力逊色，政治状况、政策走向、经商环境等等都是关键。要抢回外资的注意力，政府势得有所改善。

东盟吸金创新高 大马却不进反退

外来直接投资3连败

世界经济论坛（WEF）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我国在140个国家中排名第27；在世界银行的《2019年经商环境报告》中，大马排名比前一年上升9位，至第15位。

但在吸引外来直接投资（FDI）方面，大马的吸金力较邻国稍显不足，证明世界排名并非吸引外资的单一理由，只是为政府提供一个指引，以继续实现可持续增长、就业机会和高收入国家。

根据肯纳格投行研究分析员的报告，在2018年，东盟的外来直接投资按年增加5.3%，录得1547亿美元（约6481.93亿令吉）的历史高位。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平均每年吸资1185亿美元（约4965.15亿令吉）。

其中，东盟内部的投资占16%，其余84%来自东盟以外。

大马五强不入

以投资目的地来看，新加坡是吸金力最强的国家，有半数的东盟外来直接投资都流向该国；紧追其后的是印尼，占14%；排第三的越南占10%。

而大马五强不入，只取得5%的份额，还输给泰国和菲律宾的9%和6%。在2010年时，我国还有8%的比例，越南和菲律宾当时只分别占7%和6%，如今已经迎头赶上。

来看大马的表现。过去10年，我国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表现不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一直处于涨势，直到过去3年开始败退。

明年料略胜今年

在过去10年，我国每年平均录得333亿令吉的净外来直接投资，2016年攀上高峰取得470亿令吉，而东北亚及欧洲贡献逾50%的外来投资。

所谓的净外来直接投资，是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减去我国对外投资后的净额。

全球贸易及投资低迷，分析员指出，今年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料介于1200亿至1300亿令吉，低于去年的1442亿令吉水平。

该行预期，今年外来直接投资可至少达1200亿令吉，是假设这些获批准的投资项目可在12至24个月内落实。

“至于明年，基于全球经济前景仍不明朗，加上中国与美国经济潜在放缓，预期明年的外来直接投资未能重返2018年水平，将持续在1400亿令吉以下。”

得益贸易战 今年稍反弹

无论如何，贸易战导致外企将贸易活动从中美、甚至是欧洲、日韩，转向东南亚，还是让我国稍能“渔翁得利”。

报告点出，我国今年来的净外来直接投资稳定增长，首半年按年增68.9%至261亿令吉；反观去年同期，却按年减少40.3%。

“以目前取得的净外来直接投资判断，我们的全年表现有可能超越去年的326亿令吉。”

不过，该行披露，去年的净外来直接投资表现不佳，按年大跌19.2%，是自2016年攀上巅峰后连续两年萎缩；2017年则减少14.1%至404亿令吉。

“前两年表现惨淡，主要是矿业及开采领域投资趋低。”

肯纳格投行指，首半年批准的投资按年则增97.2%至495亿令吉，反映美企将生产线自中国撤出，转向其他东盟市场。

“若这个趋势持续，今年批准的外来直接投资料可超越去年的801亿令吉。”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我国首半年批准的投资（包括国内项目）料可创造逾5万9542个就业机会，而当中制造业就业机会将占3万449个。

外资为何不来？

分析员披露，我国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就业机会及收入增长得以稳定扩张，而主要原因在于出口及外来直接投资增长，连带推动我国1970年经济转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不过，这股利好却被慢慢消磨，到底什么原因影响了外资的投资决定呢？

●越南劳动力廉宜

在这方面，越南的劳动力较廉宜，每月平均230美元（约964令吉），比大马的595美元（约2493.05令吉）低60%；公司税为20%，也低于大马的24%，因此更受外资青睐。

但是，机会并不是没有。随着科技先进和工业改革崛起，未来这样的成本因素越来越不重要。

世界银行针对投资于新兴国家的跨国企业共754位执行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做投资决定时，低税率和低成本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政治政策须稳定

上述世界银行的调查也发现，跨国企业在考虑投资地点时，越来越看重政治稳定和国安、法律和监管环境，也重视专才和所拥有的技术。

长期且可持续的政策，是改善投资环境的不二法则。积极迈向自由贸易协议、将国家进一步推向国际化、加强连通性，以及降低投资和贸易门槛，这些都是受外资欢迎的政策。

在这方面，越南近年来大有进展，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议（CPTPP）和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议。

●人力资本品质待加强

既然大马难以和低人力成本竞争，就应该以高品质人力资本取胜，提供高生产力和技术劳动力，尤其我国的人口正处于“黄金人口架构”，有70%的人口都到工作年龄。

可惜的是，我国的劳工人均产出还是落后新加坡、韩国和日本，本地教育体系有必要加强技术层面，培养外企需要的高效技能。

如何重新吸资？

●朝向先进工业体系

分析员认为，政府必须加倍努力推出特定措施，确保我国仍能富有竞争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吸引较高增值空间的投资项目。

“此外，提升本地中小型企业的能力与技术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以推动先进工业生态体系，并能与全球供应链无缝衔接。

“将先进工业生态体系相关政策纳入预算案及第12大马计划，也是致力推动工业4.0的努力之一。”

为了迈向工业4.0，政府势必会扩大新科技的税务奖掖申请，如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肯纳格投行指出，随着先进科技与工业革命定位，在做投资决定前，与成本相关的事项比如更低税率及更低劳工成本，就不再是投资者关注的事宜。

“相反，这些外来投资者更关注政局的稳定与安全、法律及监管环境、和人才及技术能力等。”

●应善用“产品空间”

分析员认为，强化政局及清晰的政策将是政府需重点关注的目标，毕竟这些都是能否打造一个舒适的投资环境不可或缺的基础。

“而我国向来专注以低成本吸引高素质及增值投资项目，将不再是招资的主要策略，相反，善用‘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才是最好的选择。

“先确定产品空间，才能知道哪些领域拥有高产价值，才能决定在招资时使用的策略。”

产品空间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豪斯曼提出的概念，主要是解决“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举例若一个地区本来是以玉米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若是改种其他农作物并非太困难的事。

但若是转向制造钟表，在缺乏制作技术知识的前提，不同的产品生产就存在了距离，而产品空间就是用来刻画不同产品间距离的图网络。

分析员以我国两个时期（1995年与2016年）的产品空间演变推断，认为我国在生产精密及高价值产品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政策指定人的下一步，该是聚焦在为特定工业领域，推出量身定做的政策，确保多元化生产不是问题，进而享有稳健投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