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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危机后的IMF/肯尼斯·罗格夫

IMF无法拒绝阿根廷的难处。

几乎在众人眨眼之间,阿根廷政府便以惊人的速度几乎从零开始积累了一大笔债务,然后又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启动违约。

与该国2002年的慢动作违约相比,最近这场危机感觉就像是一场1分钟内快进完毕的莎士比亚戏剧。



但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违约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该国手中这一债务,赤字和货币政策的混合组合不可持续,同时政治阶层也无法及时实施必要的调整。

在这两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贷款似乎都只是在推迟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更糟糕的是还会加剧最终的崩溃。

因此当阿根廷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崩溃之后,是时候考虑IMF该如何重新其调整职责范围以应对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了。

当任何旨在弥补不可持续预算赤字的措施都被定义为紧缩政策时,IMF如何能有效地帮助各国重获接入私人信贷市场的渠道?

无法抗拒超低利率



唯一的答案是大幅增加国际援助机构(IMF是这些机构的贷款方)的资源。但不幸的是,人们对此似乎没什么兴趣。

那么IMF为何愿意将资源投入到一个(至少马后炮地看来)只能通过加强财政调整(更多紧缩),债务违约,更多外国援助或者以上三者的混合才能解决的状况中呢?

IMF无法拒绝阿根廷的难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1990年代末至2001年那段贷款失败的苦痛历史。

而在一个各国都可以以超低利率借到钱的世界上,该组织也无法抗拒去为一个大型项目贷款的诱惑。

(中国也已成为新兴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虽然这从表面上看似乎不错,但透明度的缺乏已令中国贷款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沃土。)

但是IMF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知道,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类具有连续违约史的国家在债务市场上时常会出现滑坡式崩溃。

很多年前当我和米盖尔·萨瓦斯坦诺(Miguel Savastano),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一起研究这种现象时,我们将其称之为“债务不耐受”。

放宽贷款灾难恶化

我们有理由认为,通过促使IMF放宽其贷款计划,美国特朗普政府使阿根廷最近的经济灾难变得更加恶化。毕竟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的父亲,本来就是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朋友。

但不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基金组织日渐弱势的谈判地位或许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来自左翼势力的反复攻击削弱了对必要贷款条件的政治支持,因为它们不接受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能力提供直接赠款的说法。

但尽管各个非政府组织可能会为IMF将其贷款转为赠款而欢呼,但不久之后基金的资金库就将变得空虚。这或许也可能让某些人感到高兴,但却会是一场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灾难。

如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规模都处于创纪录水平,而IMF仍然扮演着最接近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减轻新兴国债务危机

尽管存在各种局限性,但该基金在减轻新兴市场债务危机的成本(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方面比其他任何组织都更有能力。

但是目标必须是防止此类危机的发生——或再发生,比如像阿根廷那样。马克里是在2015年选举上台的,因为民众已经对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执政最后几年的缓慢增长和高通胀感到厌倦。

金融维稳才是本分

基什内尔的政策(以及她的丈夫,也是其前任总统内斯托·基什内尔的政策)极大地扩大了国家的干预和控制。

大宗商品出口价格的飞涨使经济得以继续增长,可一旦当周期出现转向,一切就都分崩离析了。

尽管如此,马克里仍然继承了一个债务负担不太沉重的经济(得益于2002年的违约),主要的财政问题还只是不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

继任政府的正常做法是尽早承担预算合并的痛苦,并希望经济在下届选举之前能早日复原。

但马克里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定缓慢缩小预算缺口,并利用自己的政治蜜月期去削减税收和开放市场。

不幸的是在这类“大爆炸式”改革之后经济状况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先变得更糟,而且即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迎来大选的马克里似乎已经没机会看到好光景的到来了。

事情变得如此糟糕,以致阿根廷甚至对本币债务都实施了“重新安排”(一种违约形式)——这种做法比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普遍,正如莱因哈特和我在2009年出版的书中所表明的那样。

这是一个极为悲惨的事态。

建立可靠管理体制

而这也要求对一个基本问题做出回应:IMF应当如何调和好建立一个可靠管理体制的需求,以让新兴市场可以在要求更多援助和更少紧缩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借贷?

简短的答案是IMF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大幅增加援助资金量。

但不要指望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会领导这一行动。

同时,政治家们应该让IMF做好自己的工作——帮助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非强迫其支持那么不可持续的政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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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主权债务急需重组/Project Syndicate

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发展中世界的公共部门债务脆弱性与日俱增。

而利率上调和有限的国际资本市场进入渠道只会加剧这一问题——就连那些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如今也在努力应对流动性挑战。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IMF)预测未来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仍将高于2019年。很显然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就算不存在违约风险,也还是会继续面临债务压力。

然而,这一危机的严重性却并未反映在全球合作议程中。例如去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提出了关于发展融资的几项重要方案,但在解决中低收入国家过度负债问题方面却进展甚微。

最关键的是,世界仍然缺乏一个全面债务重组机制,来解决这一普遍且反复出现的问题。

现行最古老的债务重组机制——巴黎俱乐部——只涉及其22个成员(主要是经合组织国家)所涉及的主权债务。

有时多边贷款机构和外国政府,会对主权债务危机采取临时应对措施。

例如1980年代拉美危机后实施的由美国支持的布雷迪计划帮助一些国家减少了债务,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券市场的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于1996 年发起的《重债穷国倡议》,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急需的舒缓措施;2005 年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对此进行了补充,将符合条件国家欠多边债权人的债务一笔勾销。

其他应对措施旨在改善重组进程。1994年墨西哥危机后,经合组织10国集团建议在债券合同中引入“集体行动条款”,使特定多数的债券持有人,能够在必要时修改条款和条件。

此外,2013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授权在其成员国的债券合同中,纳入“集体行动条款”的汇总条款,为多个事项的联合重新谈判提供了便利。

债权人阻挠进程

但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债权人仍然可以构建多数来阻挠进程,这部分原因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行的约一半主权债券,都缺少扩大后的“集体行动条款”,另一部分则是债券协议和其他债务合同之间的不兼容性。

国际货币基金曾试图在2001-2003年,建立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制度框架,但最终未能如愿。这一拟议的机制,本可以通过快速、有序和可预测的过程对不可持续的外债进行重组,同时保护债权人的权利。

此外,该机制的监督机构将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最终美国拒绝了这一倡议,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西和墨西哥)也表示反对,因为它们担心该机制会限制自身进入资本市场。

当公共债务水平在疫情期间大幅飙升时,二十国集团和巴黎俱乐部为低收入国家制定了《暂停偿债倡议》,在2020年5月至2021年12月间,73个符合条件的国家中有48个国家停止偿债。

需永久解决方案

随后在2020年底,上述两个组织又批准了《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以协调并为符合《暂停偿债倡议》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

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国家——加纳、赞比亚和乍得,根据该框架达成了协议,另外只有一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提交了申请。据报道其他几个潜在受益国都不敢参与的原因,是担心信用评级被下调。

忧信用评级下调

这显然需要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制度性机制,最好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也可以容纳这样一个机制,但前提是争端解决机构必须如2003年所提议的那样保持独立于其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重新谈判框架应具备一个由自愿重新谈判、调解和仲裁组成的三个阶段进程,且每个阶段都有固定的期限。

但即使达成一致,一个法定机制也需要进行漫长而复杂的谈判,因此,一个专门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补充。

为此,联合国和其他实体提出了修订后的《共同框架》,该框架应为重组设定明确且较短的时间框架,在谈判期间暂停债务支付,制定明确的程序和规则,保证私人债权人的参与,并将参与资格扩大到中等收入国家。

为确保重组后的稳定性,所有协议不仅都应包含修订后的到期日和利率,还要在必要时削减债务。

而正如我之前所建议的那样,替代方案可以是一个由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或地区多边开发银行支持的机制。除了提供重新谈判框架外,主持机构还能促进融资,解决相关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并支持重组进程。如果发行新债券,则应附加一项类似布雷迪债券的担保条款。

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将欠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纳入重组进程,就像2005年对低收入国家所做的那样。

应成首要讨论事项

鉴于那些重债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所欠债务中有很大比例来自这些机构,因此可能有必要将其涵盖在内。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须确保有稳定的发展援助流入来弥补这两类机构的损失。

此外,由于新的官方贷款人(尤其是中国)的出现以及与债券不同的各种债务合同(包括对私人投资者的担保)的兴起,传统的官方债权人与私人债权人之间的区分变得更加复杂。未来的“汇总”必须包括所有债务。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涵盖私人和官方债权人所有债务的全球债务登记册,以确保公平的债权人待遇并提高透明度。

最后,为缓解未来的债务危机,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都建议,广泛采用根据经济状况或大宗商品价格来调整收益的国家状况变动型债券。这将在经济衰退时减轻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压力。

如果国际社会不将这一问题置于其议程的中心位置,那些过度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无法获得所需的减免。

债务重组应成为今年里约热内卢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和2025年在西班牙举行的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首要政策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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