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寰宇钱术】大规模建设产生大量温室气体
一带一路危及《巴黎协定》目标

今年4月,《“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当时已有27家机构经签署这项原则。图为出席绿色投资原则签约仪式的部分代表。

据1日公布的一项新分析报告说,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基础建设计划的国家,所执行的高碳开发,可能导致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无法达成。

这项横跨亚洲、非洲、中东与欧洲,兴建港口、铁路、道路以及工业园区网络的计划,将投注数百亿美元于126个国家的基础建设中。



除了中国投入重大比例的现金,一带一路也有其他多国和私人企业投入,但反对者警告,这项倡议对环境将带来破坏性冲击。

根据一带一路国家执行基础建设可能产生的碳足迹,分析报告指出,这项倡议本身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就足以阻碍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

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要求各国将全球升温的幅度,限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前的摄氏2度内。

中国清华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指出,不算中国在内,126个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目前占有28%的人为排放量。

该中心针对17个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型港口、输送管道、火车道路与高速公路开发,以模型分析。



分析发现,俄罗斯、伊朗、沙地阿拉伯和印尼,将需要在2050年以前,与目前轨迹相比,降低68%的碳排放,才能让全球走在暖化升温不超过摄氏2度内的道路上。

实施绿色科技2050年前降39%碳排放

清华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深访问学者扎德克说:“一项根据企业如常运作的假设发现,如果持续目前的方式,那么即使地球上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和印度在内,持续走在摄氏2度的道路上,仍无法满足设定的碳预算。”

他说,“一带一路的成长动力过大,以致如果你在碳(排放)方面做错,那么其他人怎么做都不再有意义。”

这份报告说,如果一带一路所有国家实施绿色科技,并采取工业化的“最佳实作”,那么这些国家的排放在2050年前可以降低39%。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在北京举行的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成果发布会上致辞。

学者:需大量绿色投资

8月21日,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在北京举行的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成果发布会暨“一带一路”与绿色金融前沿研究30人论坛成立仪式上致辞,强调绿色投资的紧迫性。

马骏也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

他说:“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大量绿色投资。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比如,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冬季微粒的瞬间值可以达到每立方米2000微克,与世卫组织规定的25微克安全值相距近百倍,主要原因是当地大量燃煤,甚至在冬天烧轮胎取暖。

巴基斯坦空气污染也很严峻,还面临严重的沙漠化、荒漠化的问题。巴基斯坦的森林覆盖率是2.5%,远远低于全世界20%多的平均水平。此外还有很多中东、中亚地区严重缺水,植被覆盖率也非常低。

非洲一些低收入国家80%的污水还没有得到处理。要解决这些严峻的环境问题,这些国家需要大量的绿色投资。

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绿色投资,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领导多家机构,于2018年11月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截至2019年8月,已有来自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的31家大型金融机构签署这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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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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