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曾永森见证建交45年
乒乓外交立大功

一颗乒乓球让政治体制各异的马来西亚和中国打破隔阂,牵起友谊的小手并肩走过45年。小小乒乓球能够撼动马中的政治局势,皆因双方都是“有心人”,马中建交的幕后功臣之一 ——敦曾永森话当年。 

曾永森家中客厅就是历史走廊!

马中建交将近半世纪,许多当年推动建交的功臣逐一远去,还能继续见证两国每5年一次大型庆祝活动者……实属不多,曾永森是其中一个。 



曾永森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在马中建交上扮演“推手”。当年(1971年)参与创造历史时他未满40岁,如今话当年却已是白发苍苍,对于每隔5年就找上门的媒体,他依旧耐心十足的回答提问。或许这也是对同行的一种关照和情谊吧?毕竟,在赴香港新亚书院深造之前,他曾当过两年记者。 

记者到来勾起他的记忆,往事历历,物事人非,他感叹许多老朋友都不在了,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唏嘘。

话说回头,马中建交是在1974年5月31日,但故事要追溯到1971年。这一年,中国和美国借着在日本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破冰,开启了历史上有名的“乒乓外交”。同年11月,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中国举行,大马乒乓队受邀参与。这既是一场体育交流,但这也不是单纯的体育交流。 

1974年6月29日,敦拉萨访问清华大学时与女学生打乒乓。后排左二戴眼镜者为曾永森。

不单纯的体育交流

曾永森解释,这次邀请在政治上可被解读为中国向大马伸出橄榄枝(备注:当时由共产党成立的新中国在国际间受到西方国家孤立,中国启动乒乓外交,希望突破外交困境)。 



当时是乒总会长也是联盟(国阵前身)执行秘书的曾永森获得联盟主席兼首相敦拉萨批准参加。他表示,当初只是单纯赴会,却在向敦拉萨辞行时曾永森顺口问一句马中有无可能建交时,敦拉萨回应,这是时间的问题。 

“我说既然是时间问题,那就迟不如早。”于是乎,提议的人便是执行者,敦拉萨就叫曾永森赴华交流时,顺道试探中方对于与大马建交的反应。 

“我说谁认识我?我人微言轻,你要给我一封信交给中国领导人,他们才会相信我代表大马。”后来,他秘密带着敦拉萨的亲笔信出发,只是要如何将信交给中国总理周恩来? 

“我又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团员),没有人可以信,想来想去托给负责照顾我们团的中国干部转达。”

想不到对方也是聪明人,曾永森无需赘言对方已接过任务。3天后中国副外长姬鹏飞召见曾永森等3人交谈约45分钟,双方表达有意进一步提升关系,“他说我们可以继续交谈。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开始了。”马中在1972年透过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展开建交谈判。 

曾永森透露,两国当时没有邦交,敦拉萨很聪明的用大马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身分写信,信中只是感谢对方邀请和预祝赛事成功,对建交一事只字未提,但中方领导人已从中“明白”到大马释放的善意并作出回应。 

大马乒乓队在北京参加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时,参观了万里长城。

敦拉萨眼光独到

对于敦拉萨这位英国林肯律师学院的校友、伯乐、上司、国家领袖,曾永森给予高度赞扬,指敦拉萨是有胆识、远见、聪明的领袖,而且眼光独到,顶着国内外压力,成为首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只有他想到与中国建交,或许能缓和东南亚被赤化的局势。” 

在70年代,美苏(今俄罗斯)阵营国家展开冷战,中国受西方国家孤立,而东南亚各国则面对共产党威胁。 

曾永森解释,有专家认为东南亚各国会继越南沦陷后,被共产党拿下,因此当时的东南亚弥漫悲观及听天由命的气氛,但敦拉萨选择主动出击,寻求透过与中国建交来阻止共产势力南下东南亚。 

郭拉萨游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金缕玉衣”,右为院长吴仲超,左为曾永森。

为公民权达成共识

一次乒乓锦标赛的邀约和一封信就开启了对话,看似顺利的建交过程其实是空雷不雨,曾永森又被敦拉萨派去向中方“了解一下”。

透过大马橡胶商李引桐、驻吉隆坡的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虞福祥的安排,双方在香港会谈,曾永森才得知卡关之处是两国无法对逾30万名红色身分证华裔的公民权达成共识。

先建立邦交法律后续

鉴于马中不承认双重国籍,一旦马中建交,这批长居大马的红色身分证人士一夕之间会变成中国公民,但敦拉萨不舍得瞬间流失30万人(外加其家庭成员)。 

这是相当棘手的法律问题。但山不转,路可以转。持有律师牌照的曾永森便献议——先建立邦交并搁置法律问题(去留交由这批人决定),“虽然两国宪法有这样的规定,但执行工作时,可根据两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但方法可以有所不同。” 

两国代表各自回国陈述,最终上述建议获得接纳,不久后敦拉萨就受邀访华,曾永森也是随员之一。 

“敦拉萨问我,你肯定他们不会选择去登记(成为中国公民)吗?我说这个是大问题,照我的估计,他们很高兴、很希望两国建交,但是他们不会愿意突然间成为中国公民。因为他们来到大马之后对共产党不是很认识,照我看不会有很多人去申请登记。”这次的政治豪赌,敦拉萨和曾永森赢了,申请成为中国公民的红色身分证人士不多,这是后话。 

看到照片中的自己,令曾永森怀念起当年陪同敦拉萨访华的点滴。

与毛泽东会面 讨教马共问题

马中建交未满1年,就发生了马共成立45周年,中国共产党致贺电的风波。曾永森指出,马共不受大马政府承认,而中共的举措令大马政府十分尴尬,国内反对马中建交的舆论也大作文章。 

大马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中国驻马代表进行交涉,而他代表大马参加朝鲜建军节时也过境北京拜会中国时任副总理谷牧,解释上述举措对大马政府的影响,但会谈以中方并没有给予任何承诺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等待。因为马共是每5年庆祝一次周年庆,所幸到了1980年马共50周年庆时,中国没有再发贺电。” 

曾永森也披露,敦拉萨曾在与毛泽东会面时,向对方讨教马共问题,虽然课题敏感但毛泽东也回答了。 

给予意见处理问题

“敦拉萨是胆大心细的人。他讲话很有深度,他讲你是游击战专家,我们国家也有这方面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意见如何处理?毛主席没有拒绝他,当时他说,他们在暗,你们在明,他们是非法,你们是合法,只要你们不走进他们的范围就无法伤害你们。他说,耐心一点,问题自然会解决。” 

果然,马共问题最终在1989年和平解决。事过境迁,如今再品味毛泽东的话,他认为或许对方也了解到马共未获得人民支持,天长日久,领导人老化、影响力消退,威胁自然减低。 

这次会面,曾永森人不在现场,以上所说均为听说(却也是事实)。他指出,上述会面安排事出突然,连当时的总警长韩聂夫也赶不及参与,敦拉萨只带了私人保镖前往。 

一带一路影响深远

搭建马中友谊桥梁的是敦拉萨,但马共问题让两国“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正让马中关系升温和加强经贸合作的是马哈迪上任后的事。 

稍有年纪的人应该还记得,马哈迪访中之后,各种限制被取消(如年龄限制,进口货物限制),民间保持频密往来至今,在任22年内,马哈迪更是7访中国。 

曾永森指出,马哈迪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也很密切。至于如今的希盟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他直言仍在观察研究当中,但他认为,马哈迪是了解中国的,“你说马哈迪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是不可能。他应该了解,但是相隔15年,他对中国情况会不会继续的那么了解就不大清楚了。且十多年没相见,可能有些隔阂。” 

曾永森也期许随着马哈迪今年访问中国、马中建交45年的友谊,还有“一带一路”的深化影响,可以把过去几个月两国发生的“小误会”消弥于无形,两国延续过往发展的步伐,增进政经文教的交流与合作。 

大马地理人文占优势

对于“一带一路”,他认为,大马占有地理和人文上的优势,而且大马已从中受惠,包括关丹马中产业园、关丹深水港码头等。

他有感而发指出,不论与哪一国通商,总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吃亏,“其实不会吃亏的,大马能贡献就是土地,我觉得什么人来发展投资都不必担心,因为土地是不能动也搬不走的。”他指,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 

至于国内出现对中资大举进军大马感到担忧、反弹的声浪?他指出,中资在全球各地四处投资是自然的进展,中资也接受大马公司入资,问题是有没有人行动? 

他说,在商言商,投资者出资多自然想要掌握主导权和赚钱,“它来你的国家投资,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盈亏是他的责任,你要享受的是就业机会,你要掌握最高职位是不可能的。” 

马中签署联合公报,由敦拉萨和周恩来代表签字,后排左九是曾永森。

同场加映:提议化“繁”为“简”

许多人可能不清楚,大马华裔如今使用简体字,是曾永森提议下的成果。 

简体字在当时被视为共产党字体,简体书也是禁书。但经过曾永森向时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敦依斯迈医生解释和提议后,简体字被解禁及普及化。“我写繁简体字要让他看,他讲你不要写啦,怎样写我都不明白。后来他讲了一句话,我相信你怎样做都不会损害大马利益。” 

受中文教育的他主张化“繁”为“简”因为早已预测将来的潮流会倾向简体字,“我不想大马华校学生看不懂简体字,所以说要改就现在改,不然将来难改了。我希望我没有做错啦,这件事情。”也因此,大马成为继中国之外使用简体字的国家。(备注:新加坡也是) 

曾永森亲笔致函本报,赞扬本报逐步采用简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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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曾永森:虽曾对战 视李三春为挚友

(吉隆坡5日讯)曾在马华党选的总会长职挑战已故丹斯里李三春的马华元老敦曾永森指出,依然视李三春为挚友,而马华在李三春领导时期是最辉煌。

行动不便的曾永森今日坐着轮椅前来灵堂吊唁时说,他在70年代作为李三春的副手,出任马华署理总会长职,于1979年党选时提名竞选总会长职并应战李三春。

“后来,我竞选失败后,我就离开马华(核心领导层)。”

曾永森形容李三春是他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事,也是最大的敌人,但依然是他在马华最好的伙伴,他每年都会探访李三春。

“今年,我本来也想去探访,但他叫我迟一点才去,因为他要出国,结果就……”

此刻,他脱口而出:“当时候走错路了。”

不过,再追问所谓“走错路”何意,是否上阵党选是错误之举时,他则解释说:“当时候没有选择,由于作为署理总会长,没有领袖愿意出来竞选总会长,我也只能接下重担。”

他补充说,最初是他支持李三春出任总会长职。

“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对或错,我并不是不承认败选,但事实是最初是我支持他出任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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