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首次发布的2018年“行善指标”（Doing Good Index, 简称DGI）调查报告显示，马来西亚在15个经济体中，被列为相当3分等级“做得较好”（4分等级为最高）的级别，尤其是“法规”和“生态”的指标面向表现不俗。

“行善指标”是一项由设于香港的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CAPS）在2015年发起的研究计划，针对亚洲各国慈善行动建立清晰可信的指标，以进行相互学习、交流合作并提供政策参考，向全球阐发亚洲区域推动慈善事业的政策环境和最佳作法。

研究在去年1月发布了综合调查，并在大马NGOhub邀请下来自香港CAPS的研究总监玫维斯孟塔兹公布“2018年DGI报告”的“行善指标”研究结果。

此次DGI调查的目标群是15个亚洲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台湾、泰国和越南，其中共有1579个社福团体参与问卷调查，并访问了80位专家。

DGI按照调查结果区分：“做得不够”（Not doing enough）、“做得还好”（Doing okay）、“做得较好”（Doing better）和“做得好”（Doing well）4群组，并依据分数高低，由0分至5分，分配至不同的群组里，不做排名；不过，此次调查中，没有一个经济体达到满分5分，最高只达4分，意味大家仍有进步空间。

有关调查面向分为法规、税制与财政、生态和采购4个指标面向。

玫维斯表示：“在亚洲，慈善事业的前景和行动与当地的经济文化脉络紧密相连，因此15个经济体在这4个指标面向上各有特点，也显示出其共同特质。”

“行善指标”预计每两年年调查、发布一次，以作为观察、推动亚洲公益、慈善、社福（社会福利）发展的领导平台。

 

●“做得好”群组： 

日本、新加坡、台湾在4个指标中，得分均高于亚洲平均水平。其中，良好的税收和财政政策对于它们的慈善事业发展尤有助益，并能有效激励当地的慈善捐款和社会投资。

日本：

该国的社福团体（全称：社会福利团体）与捐款者都面临复杂的监管环境。社福团体的管理以企业导向为主，设有董事会并有企业代表。个人和企业可以享有慈善捐款100%税收减免。

新加坡：

慈善捐款的抵税额度比例最高，2015年已订为300%，长期影响尚未知晓，但政府明确表达支持意愿。同时，社福团体的注册与成立过程简单，只是在招聘专业技术人才上仍有些困难。

台湾：

政府鼓励捐赠遗产于社福团体，并让捐赠者从中获得奖励，同时社福团体的董事会和管理高层无需负担决策成败的法律责任。

●“做得较好”群组： 

香港、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被列入该群组，它们在法律的理解与便利性上（法规指标）表现相对较好，但在税收和财政指标上则较为脆弱。

香港和韩国是当中的高收入经济体，却由于慈善捐款的抵税额低于100%，总成绩被拉低；其他经济体虽然抵税为100%，但都受到更多的资源约束。

●“做得还好”群组：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由于慈善捐款抵税率较低（个人30%至50%、公司12%至50%），排名较后，但他们相关的政策环境正在改变中。

印度：

2010年通过“外国投资（管理）法”，原本国际只能支持政治团体，现在则可以支持许多社福团体活动；2013年规定营业额高于10亿卢比（约5900万令吉）的企业，必须提供税后2%资金作为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

近2年改变国际非营利组织、国内慈善的相关法律。就印度和中国来看，它们的目标是接受国际金融支持的同时，也促进国际的社会投资。

●“做得不够”群集： 

印尼和缅甸在法规及相关制度仍有许有欠缺，零星的个人小额捐款，通常用以处理基本生存需求或种族冲突问题等。

打造有力行善之道

DGI调查显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透过关系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这属于亚洲非常独特且重要的方式，亚洲重视“关系”，对慈善捐款来说也不例外。

玫维斯指出，根据访谈和研究，亚洲慈善家倾向于支持与该国政府发展目标一致的项目，从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与文化权威，达成共同的经济、环境、社会等目标。

再来看看，15个经济体在4个指标面向上的共同特质和分项差异。

税制对慈善影响深大

共同特质上，大多数经济体在“生态”指标所获的评分最高，这显示了人们更愿参与或投入资源支持慈善事业。而“税制和财政”在慈善事业的推动上具有强大影响。慈善家和企业与政府经常合作是亚洲社会的特色，因此税收优惠与合理的财政不仅能驱动慈善捐款，也是有力的宣传号角。

“调查也发现，经济发展、经济表现与DGI之间没有显着关联，反而是‘社会部门的促进’和‘鼓励慈善捐款的政策’对DGI表现的提升有极大助益。”

平均而言，15个经济体更注重“创造一个能促进和支持慈善捐款的法规环境”，而不是“税收优惠的鼓励”。不过，假如两者能结合，各国依然可以打造一条有力的行善之道。

以下则是分项差异的部分说明：

●法规（Regulation） 

几乎全部经济体的社福团体均设有董事会或工作人员的责任规范，除了缅甸以外，所有经济体均已制订有关法规。当中有13个经济体要求社福团体提供年报，唯台湾和印尼无强制规定。

大马、斯里兰卡和新加坡的社福团体，申请立案的行政负担最轻、需时最少，要求文件仅1至2种，而大多数经济体也尽量避免立案手续过于繁杂。

●税制与财政 （Tax and Fiscal Policy） 

该指标是最接近DGI调查的总体结果。大多数经济体提供减税，13个经济体可行个人捐款，14个经济体可行企业捐款。

不过，亚洲各国减税的税率差异很大，新加坡高达250%、缅甸则为0%，其中8个经济体为100%，包括大马。除台湾、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外，很多经济体并不鼓励遗产捐赠。除印尼外，各国皆对社福团体提供免税优惠。

此外，12个经济体对有资格获得减税的收入比例设限，只有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允许100%的个人收入免税，大马只允许7%，而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允许10%。

一个社福团体平均获得的资金来源分别是：其他37%、个人捐款25%、22%外国资金、16%政府资金。

·93%的社福团体表示减税对个人捐款很重要。

·96%的社福团体表示减税对企业捐款很重要。

·38%的社福团体获得政府资金。

·45%的社福团体获得外国资金。

●生态 （Ecosystem） 

比起企业/机构/组织的捐款支持，亚洲的社福团体对国内个人捐款的依赖程度非常低，将近70%的社福团体认为个人捐款很低。而个人捐款偏低的主要原因包括人们更愿意捐款给宗教组织、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捐款、对社福团体没有信心，以及缺乏对社福团体捐款的税收优惠。

此外，社福团体成立董事会已成新常态，7个经济体、86%受访者皆有董事会，并且会定期举行董事会议。

在这方面，中国、大马和菲律宾是最佳的表现国，它们积极支持行善活动和实践行动，如设立慈善事业和企业社会责任奖项、志愿团队计划以及相关的大学和培训课程等。

·96%的社福团体相信他们一般都受到社会的信任。

·69%的社福团体相信大众会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员工比私营机构的员工赚得少。

●采购 （Procurement） 

亚洲政府会向社福团体进行采购。调查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曾接受政府委托，或与政府签订采购合约，比例最高的有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和台湾。

·70%与政府签订合约的社福团体认为投标审批流程不透明或不够透明，其中只有30%的团体相信是透明的。

·32%的社福团体已与政府签订合约以提供社会服务。

·24%与政府签订合约的社福团体认为很容易获得有关采购机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