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搭桥铺路通民心/陈春福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的“一带一路”,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效果。进入2019年,这一出大戏肯定继续上演,这个推动全世界共同发展的划时代大计划,依然是全球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中国带路一路向西推进,中亚国家获益很大,中国与邻邦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至2013年已达502.66亿美元。这几年,中国产业和中亚国家贸易结构进入调整状态,双边贸易因此略受影响。



2016年,双方贸易额下降至301.48亿美元,但仍然维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7年,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总额回升,达到362.8亿美元,较2016年上升20%。中亚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双方合作势头良好,增长潜力巨大。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哈萨克,2017年,双边贸易额约为180亿美元,占中国对中亚国家进出口总额的50%。当下,中国是哈萨克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土库曼则排名第二,贸易额为69.5亿美元。

2017年,土库曼是中国在中亚地区最大进口来源地,进口额为65.8亿美元,占中国自中亚地区进口额的45.2%,依序为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分别为57.33亿美元、42.37亿美元、13.7亿美元。



大马最先响应倡议

哈萨克也是中国在中亚的最大投资国,截至2017年,中国在哈萨克的累计投资达到近430亿美元。中国在中亚的投资项目主要涉及石油勘探开发、矿产开采及加工、电力电信、机械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這些项目的开展改善了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为当地人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海丝路上的东南亚,马来西亚是带路倡议沿线的重要国家,也是最先响应这个倡议的国家之一。

不单如此,大马还积极参与了带路倡议,广西省钦州与彭亨州关丹的两国双园就是一个国与国合作的重要项目。这两个项目进展良好,尤其是在钦州的中马工业园,已经成为广西面向东盟的一个重要据点。

坐落在关丹的马中产业园也以关丹速度急起直追,园区内的联合钢铁是这里的一面鲜明旗帜。

同等对待没有强迫

带路倡议是跨时代跨国界的大同世界概念,是有利全世界人民的良好倡议,合作的各方可以通过协商谈判,实现各自的需要,这是同等对待而没有强迫的合作。

当前,带路倡议在一些国家出现状况,但这与倡议基本概念原则并无冲突,而是项目出现枝节的问题,参与国的贪腐现象是引发问题的根源。当某一个政权掌权之时,凡事好处理,一旦政权更迭就翻盘,马来西亚政治变天是最明显的例子。

中国带路,尽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开放透明包容、始终追求高质量,始终注重守规则,但这个倡议还是在许多国家引发不同层次的纠纷和矛盾,这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对带路倡议产生一些反面的效果。

习近平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带路倡议要行稳致远,就离不开民心相通。中国带路,企业走进沿线国家所引发的一些纠纷与歧见,正需要通过民心相通来促进了解,化解歧见,以便共赢概念能畅通,以便合作伙伴皆欢颜。

中国在马来西亚的许多企业家,正努力走入马来社会,促进与马来民族的了解,为民心相通搭桥铺路。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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