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社会稳定 女性获解放
全球自杀率下降29%

(日内瓦30日讯)比较2000年及2017年数字,全球的自杀率大幅下降了29%。《经济学人》归纳出3大原因,分别是年轻妇女获解放、社会稳定,以及各国政府对症下药。

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公布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自杀,更有1亿多的人因自杀事件受困扰。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数字指出,全球自杀率自2000年来下降了29%,如同有280万人“得到拯救”。



三组群体的自杀率下降尤为引人注意,分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年轻妇女、俄罗斯的中年汉,以及全球各地的年长者。

《经济学人》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年轻妇女原本是自杀倾向极高的一群,她们往往不堪丈夫或夫家亲属的暴力。

拜城市化所赐,中印两国传统束缚解除,在个人获得更多自由下,自杀率显著下降。

年长者自杀率下降

社会稳定也是另一因素,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年汉失去了原有的收入来源及社会地位,自杀比例一度激增,惟近年已减少。10年前的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衰退,使欧美国家有约1万人自杀。而随着危机消退、就业率上升,自杀倾向也下降。



最后一个因素是与政府政策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丁2005年推出“限酒令”,减少国民酗酒,令该国自杀率大幅下降。

在英国,年长者近年自杀率亦明显下降,归功于该国完善的安宁缓和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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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美国的增长幻觉/杰弗里·萨克斯

美国国家政策已沦为宏观经济指标的奴隶,而这些指标与真正的福祉几乎毫无关系。

在许多评论者看来,2019年第一季度3.2%的增长率相当耀眼,再加上4月失业率下降至3.6%,这证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一些人还表示他也因此更有可能取得连任。



但这一解读忽视了这些指标所没有衡量的东西。

而它们所没有衡量的东西正好才是对老百姓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在为2017年减税政策辩护时——他认为2018至2019年年度GDP增长将提高1.1%——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 写道:“更快的经济增长要比更慢的经济增长更好,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数百万人得益于更高的经济增长,通常这伴随着更高的工资和更低的失业,尤其有助于落后者。”

但我们应该对“不言自明”的事实表示警惕。

巴罗是公众理性的笃信者,应该会考虑老百姓真的怎么说。



近半不支持减税

据最新盖洛普调查,40%的老百姓支持2017年减税、49%不支持——净结果是负面评价,其他几次最新民调也证实了这一点。

老百姓的眼光超越了暂时性的支出提振,关注恶化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以及迅速膨胀的预算赤字。

2018年美国人压力排在世界第七。

自杀率飙升

根据巴罗本人(通过李嘉图),他们很有可能推断未来增税箭在弦上。

持续反对减税并非唯一的公众失望信号。

其他信号甚至更触目惊心。

美国的总体经济条件一分为二,一半认为“好极了”或 “不错”,一半认为“差强人意”或“糟糕”。

大约49%的美国人认为经济状况正在改善中,50%觉得经济状况正在恶化或停滞不前。

总体而言,止呕31%满意于国家前进的方向,67%的人不满意。

宏观经济指标并没有揭示多少生活品质信息。

比如,尽管美国经济在近几年中有所扩张,但美国公共卫生危机仍在发酵。

美国寿命预期连跌两年(2016年和2017年),是一战和随后的流感大爆发以来最长的连续下跌。

但最近的下跌是因为绝望,而不是因为疾病。

自杀率和鸦片类药物过量服用事件急剧增长。

美国人幸福程度下降

GDP和失业率没有考虑到的另一个令人警惕的信号是美国人焦虑程度急剧上升。

盖洛普的说法是:“即便他们的经济奔腾向前,去年感到压力、愤怒和担忧的美国人数量仍比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多。

问问他们昨天的感受,2018年的大部分美国人(55%)会说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感到压力,近一半(45%)说感到很担忧,五分之一以上(22%)说感到怒气十足。”

2018年的压力、担忧和愤怒数字达到了10年最高点。

2018年美国人压力排在世界第七,次于希腊、菲律宾和伊朗,高于乌干达、土耳其和委内瑞拉。

这些压力指标与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发现一致:2018年美国人自述幸福程度下降。

在被盖洛普要求对生活进行零(最糟糕)到十分(最幸福)的打分时,2018年美国人平均打出了6.9的分数,2017年为7分,2006至2008年间为7.3分。

自述生活满意度在过去10年中下降,虽然人均GDP有所上升。

去年,美国在全球排在第20,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于下半段,而在2016至2018年间位于第19名。

眼前只是短暂美好

即使从GDP和就业数据本身看,它们其实也没有标题所表现得那么引人注目。

比如,首季GDP增长表明存货激增,这可能预示着未来几季产出增长放缓,并且无论如何,这只是初步估计。

类似地,失业率下降当然令人振奋,但4月的下降部分源自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更重要的是,就业率仍低于早前的峰值。

2019年4月公民就业率为工作年龄人口的60.6%,2000年的峰值为64.4%。

美国当前的低失业率主要原因是许多低薪美国人退出了劳动力。

大部分美国人既不满意国家情况的变化,也没有天真到相信2017年减税是治乱之道。

忽视人民的压力

和许多宏观经济学家一样,它们知道,短期GDP增长或失业率下跌并不代表生活变好。

它们充其量只是模糊不清的快照,忽视了未来,忽视了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忽视了医疗成本过高、学生贷款负担巨大,又缺少就业保护的美国人高企且不断增加的焦虑。

它们还忽视了下降的预期寿命和药物滥用、自杀和抑郁负担的加剧。

经济学家、专家和政客应该开始全局性地着眼于现时代的生活,认真对待解决存在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医疗、失望、不平等和压力的多重危机所需要的长期结构性调整。

特别是,美国公民应思考一个事实:许多其他国家人民幸福更多,担忧更少,并且活得也更长。

总之,这些其他国家的政府没有给富人减税并削减其他人的服务。

它们关注共同福利,而不是在迎合富人的同时,大谈隐藏的东西和揭示的东西一样多的幻觉性质的经济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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