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编过的是《学报》和《椰子屋》，早些年很少人把我写的东西当作“文学”。30年以后回头看，《学报》后期和《椰子屋》定义应该是“文青杂志”。

我开始写作时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开始我就写散文。写那种文字语言扭曲很严重的“现代散文”。大概是受渡也《历山手记》影响。总觉得文字是颜料，喜欢怎样涂抹都可以；而且旧的时代应该拋弃，要写就应该以新的方式，写新的东西。

多年以后，我对自己的散文总是“蔽帚自珍”。不要脸也要说一句：我以为我散文写得好。30年前在《南洋》以“早安”为笔名，开始写“影话”（不是“影评”，也因为我认为不是评论）就决定要玩文字，说起来当年的编辑何谨先生可真寛容，可以让我每星期一次恣意游戏。最可惜的是当年还没有电脑，所写的文字都没有存档。偶尔会听到有人惊噫“呵，早安就是你。”显然是喜欢的，但要找回来读，实在不容易。

后来，我的文字慢慢的，刻意地改变了。就算是“文学类”散文，也比较口语，读起来没那么紧张，愈发松散了。有个朋友对我说：“庄若，我还是喜欢你以前的散文。”我才不理她。这个人不识货。此时我已不把文字当成颜料，而是当成镜头了。一个镜头剪接另一个镜头，一个声音衔接另一个声音。俄国大导演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是“雕刻时光”。文字何尝不是？况且文字要“抽象”起来，可比电影方便许多。

陈强华何乃健健在多好

但是，我的散文并没受到多少人的肯定。5只手指数得完。陈强华对我说过（已“死无对证”矣）喜欢我的专栏：“很厉害，看似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到后来都可以兜回来。”去领《冰心散文优等奖》时，冰心先生不能出席，她女儿对我说，我那篇散文《两只啄木鸟》本来是落选，是汪曾祺先生很喜欢，硬把它拉了上来的（哗，真荣幸呵）。除了我那一篇，其他得奖作品都是广义的中国移民，而且是文革情仇，有血有泪。当年骆耀庭代表“青年作协”（不是作协的青年团，是另一组织）在《星洲日报》编一个文艺版〈手影戏〉，我也曾受邀写了一大版；把我过往写过的散文，剪接成一篇长文。这情况有点像谭家明把王家卫的镜头拼凑成一个《东邪西毒》。根据骆耀庭的解读，是“剥洋葱”。

为了得到“文学界”肯定，我参加了不少届“花踪”。诗得过3次奖，“两小一大”。散文每一回都入十大，每一回都落选。对了，评审何乃健先生倒是相当喜欢我的散文的，可还是无力拉我上来（又再“死无对证”矣）。你说，这个世界如果陈强华和何乃健先生还健在，是多么的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