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庆日主题为“我爱马来西亚”，简洁而直接，唤醒人民回归情感源头，寻回对同胞和家园的热爱。

自全国大选结束之后，经过了几个月的喧嚣，且让我们在这纪念独立与建国的日子，借着阅读，重新思索国民、国家与爱国的意义。

爱国青年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时候爱国竟然变成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爱国，变得只剩下形式大于意义的符号：电影播映前全体起立唱国歌、悬挂国旗辉煌条纹、支持国货购买国货爱用国货，或者每年季节一到就会铺天盖地四处播出的国庆日广告；看在眼里，或是冷淡无感，或是激起些微的对国运不济的怅然与悲愤；是的，提起爱国，自然要连接上政治局势，而一年年的败坏与腐朽，令人每到应当普天同庆的时节，却再也提不起劲儿。 

毋庸置疑，这些年相信你也开始投入另类的爱国形式与活动，比如：走上街头和平示威融入人群里，向世界用力发出自己的心声；当国家选手在国际赛事中拼得奖牌时，你会激动的眼泪盈眶，你始终信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你相信民主，于是你选择出门投票……别人或许会笑你痴傻，但你仅仅是持守着最纯粹的情感。

爱了就爱了，何必拼命寻找理由？ 

每个时代都有一群为铸造“理想国”的热血青年。历史可鉴，作家海凡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可口的饥饿》里敘写马共青年男女在他们的年代走入森林里所展开的“战斗生活”。或许活在此刻当下的我们，难以理解他们所执守的是一个怎样的意识形态，也无法三言两语就能说明是什么样的因由促使他们得以奋不顾身去过上多年的“非人生活”；然而，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他们为着的是自己相信的理想、信仰的理念、追求的美好与自由；他们在森林里建立自己的规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各种求生技能，直至战斗结束，走出森林，回归社会。在当权者的眼中，这群共产党员自然是不受欢迎，甚且是可能为政权带来威胁的，因此才要千方百计去压制。 

但是一个体制如果没有了异议者，那么问题发生时谁来指出症结所在？如果把海凡小说里的贫瘠山林场景改换成钢骨水泥森林，当今世代的青年男女何尝不也是在持续装备技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进行着自己的斗争？我们卑微守护着虚弱的理想，追求简单合宜充裕的生活，不反动不颠覆不激进，但这也是因为民主在这个社会里茁壮起来了，各人更加意识自己的权利、更加勇敢地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民主，也许不代表顺从每个人的意愿，但每一把声音都应当被听见。

若是今天我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或许应该也要知道，长久以来，是有多少人，包括那群马共青年的抗争与冲撞，因为体制不断受到挑战、冲击、歪斜、导正与修复，才得以捏塑出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以致成为现在的样子。

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异已  

时代一直在进步，全球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了，我们的移动相比从前也方便快速许多。也许你我就是一枚游子，而你也可能早已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移工见怪不怪；你的邻居，每几户人家就有一户雇用外佣帮忙打理家居生活；每一天出门，为你镇守住宅的保安，多半是来自你说不出名字的国家；在你光顾的食肆掌锅铲的不再是老板本人，而是他请来的外籍工人……近几个月闹闹沸沸扬扬的新闻议题，有两件便是和移工有关：其一，是政府有考虑立法制止移工在食肆掌厨；其二，尼泊尔停止供应移工来马来西亚。 

在考虑这些政策是否影响本国人的生活之时，似乎许多时候，无论是我们的政府或是我们自己并未着重移工的权益和处境。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直白地说，很多人真的以为自己是出钱的老板，别人是自己用钱请来做工的人，所以应当要以自己的方便和权益为先；歧视也是这般衍生而来，将别人视为他者、下等人。

如果我们自称爱国，是否我们可以提高个人的素质？至少在基本上，该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包括那些你雇佣来为你提供服务的人们？台湾年轻作家林立青去年出版了著作《做工的人》，他以建筑工地工头的视角来书写发生在身边的一则又一则的工人的故事。今年，他循着同样的视角，再以报导文学的方法，在第二本书《如此人生》继续书写陪酒小姐、台湾或外来工人的故事。

凸显人的尊严与价值 

《做工的人》让人看到了工人劳动日常的面貌；《如此人生》扩大了观察对象，除了写工人，也把陪酒写进来；然而，林立青的意图并不是廉价地为底层劳动者向世人乞怜，这些书写当中，他想凸显的是人物的尊严与价值，以及人物在恶劣环境里的挣扎求存。 

林立青并非经过科班训练的作家，或许如此，他能带着直接、单纯而更加趋近真实的眼光去记录和思考发生在工地与其周遭的的事情。 

《做工的人》出版之时，有人质疑林立青的书写是“贩卖”工人为素材，有意塑造一种猎奇现象，以吸引群众前来围观；实情却是，这样一本书出现之后，工人的处境并未就此一夕改善，林立青的书只是一颗石头，投向出钱的资方以及立法者，他只能一步一步地去推动变化。而《如此人生》便是进一步思索：体制的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我们自诩爱国者，我们应当更加在意每一个人(无分同类或异己)是否享有我们拥有的快乐与幸福；站在身而为人的立场上，建立一个更加健康与完善的体制，保护我们自己，也保障那些来到我们的土地上寻觅生机的人们。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有两本书值得在这“后509时期”慢慢咀嚼：韩国媒体人李容马《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韩国MBC记者提供的镜子》以及诗集《缅甸诗人的故事书》。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韩国MBC记者提供的镜子》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与朴槿惠掌权时期，对韩国方才微微显露曙光的媒体自由造成冲击，他们甚且进一步箝制与打压媒体的运作。 

李容马原本所属的电视台的一众媒体工作者因为不满如此“上层力量”的干预而发起了罢工与抗争，后来更遭解雇。 

在抗争过后，李容马被诊断出罹患罕见癌症，在寿命不知还剩多久的当儿，李容马为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写下这本《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记录自己、韩国社会、媒体环境的成长与转变，由个人至家庭再至社会，让孩子在未来可以借由此书了解或许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也或许在寻找未来方向时，可依循父亲殷实、恳切的字句叮咛找到灵光。 

《缅甸诗人的故事书》 

《缅甸诗人的故事书》蕴含缅甸当今重要诗人的群像，诗集里先是有对各别诗人简介和访问，而后收录该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以缅甸文和中文双语刊载。 

缅甸在极权政府的统治下，诗人们想法设法地利用艺术手段抒发抗议心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处在恶劣环境里，诗人敏锐感受各种民间情绪；当没法经由正常管道发声，而诚实与坦率更有可能招致性命危害，这些想法便成为诗人的素材，透过艺术创作转化成作品，有些作品即因此臻至杰出。

与新政府如何共生共存

马来西亚政权转移之后，我们除了期许更有抗衡能力的在野党，其实纸本媒体和网络媒体也一样百废待兴；过去，政府将媒体作为洗脑工具、压制异议，如今媒体该要如何与新政府共生共存，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或许，我们需要拥有理想抱负的媒体工作者再度兴起，新生的媒体不能再附庸于任何政党、集团或主体之下，当要能够更加自立，拥有清醒、清晰、明确的思路给予监督和判断。这会是一种过度理想化的期许吗？

或许是吧，但有时候，与其踌躇不前地再三思虑，不如天真而世故地简简单单去相信，比如相信世界一定可以改变。

未经的过去与未及的未来

乔治奥威尔在上世纪50年代写出了《一九八四》，借由小说构建了一个极权统治的世界；我们的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乐观与悲观都无关对错；历史已经一再提醒和教训我们，唯有不断警醒再警醒，毕竟世界将会如何都是我们一手造成的。 

赫曼赫塞在上世纪初曾经搭船渡海来到亚洲游历，更写作了游记散文《新加坡之梦——及一段漫漫东方行旅》。

赫曼的足迹曾经踏上马来半岛和新加坡。那些徐缓、轻盈的笔调，不禁让人揣想久远的邦国的风景。 

关于国家，千百万人有千百万种想像，你的想像又是怎样的呢？祝你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