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沈联涛、肖耿

在本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宣布将在2035年使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海外媒体就此热烈评论,主要围绕“中国崛起”话题。

事实上,习近平的计划远比大部分观察者所看到的更加全面与他的前任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习近平推出了一整套在未来几十年将中国转变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国家的战略。



成功的关键,是将现代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有机结合。

2012年,当习近平成为党的领导人时,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发展模式和基于自由开放市场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都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的高速工业增长面临腐败、收入不平等、及环境污染的挑战。西方国家由于它们自己造成的全球金融危机,也面临着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压力,对进口中国产品的兴趣减弱。

习近平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只有在社会稳定和诚信透明的治理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在过去五年中,他致力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将440位副部级以上官员拉下马。

他还实施了1500多项旨在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改革措施,从而在他的的第一个任期内,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稳定在6.7%的“新常态”速度上。



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所获得的成就为他在十九大提出的宏大计划奠定了基础。

这个计划制定了清楚务实的短期目标,即到2021年将中国建设成“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人均收入要增加到每年1万2000美元(5万400令吉),即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以上。

制定中国梦长期策略

习近平的报告还为实现“中国梦”制定了一个长期战略。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复兴”,让中国在2049年可以与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重新引领世界。

按照习近平的愿景,一个透明、可问责、得到人民支持、对社会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将担当这一历史性转型的护航者。

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体现了深刻的中国发展逻辑。可惜许多海外观察中国的人士并没有理解其要点。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与通过定期选举来引导政策的典型西方政党竞争模式不同,中国发展模式主要依靠一党领导体制下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来调整其发展战略。

对中国这样地区差别巨大的大国来说,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理解,因为它可以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的发展不是以自主的市场结果为指引,而是以中央政府的选择为引导,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公共品、制定规则、并统筹系统性重要机构。

为了避免由于过度政治竞争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中央政府也同时任命重要的省级和市级官员、并调解地区间的纠纷。和有远见。

国家与市场关系常被误解

同时,在市场和社会最活跃的地区与城市层级,地方政府展开各种政策试验,并将试验结果反馈给国家决策部门以便改进全国性的政策。

地区竞争不但推动了总体经济增长,也确保了各地区的特殊需求,不管是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的需要,还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个小村庄的需要,都能获得关注及解决。

随着当地实际情况的变化,新的解决方案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新问题。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各个层级政府需要结合当地各行业情况不断调整政策,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

在中国发展模式,国家与市场都扮演重要角色,但国家与市场关系常常被误解。

在最近几十年中,中国利用国有企业建设重要公共基础设施,从而强力支持中国的市场与民营企业发展、

今天,国企在社会工程和研发方面仍扮演着重要作用,但国企的商业模式由于全球化和颠覆性技术的影响而正面临压力。

正因如此,习近平在他的计划中加入支持继续开放市场的措施,包括制定鼓励竞争的法规来确保由市场决定价格及资源配置,以提高生产率。

但全球化和迅猛技术革新环境下的市场自由化却可能产生一些具潜在破坏力的趋势:如个别超级科技巨头的出现会对传统就业、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带来冲击。

强化市场监管执法

此外,市场自由化的速度往往超过了监管和执法的进步,这给投机和避税等弊端创造了机会。

因此,在最近几年中,为了稳定经济与社会,中国政府强化了几乎所有行业的监管和执法。

政府一方面承诺推出市场自由化的政策目标,但另一方又收紧监管,这个表面的矛盾导致了局外人的迷惑。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现实状况,就会看到只有通过有效的正能量政府干预,才能抵抗既得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机器徇私舞弊行为,才能避免过度政治竞争导致的懒政无为,才可以真正纠正日益加剧的社会失衡。

强势领导去官僚

习近平的计划中的另一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是他坚持所有国家事务都必须由党来领导,同时又承诺要强化依法治国。

同样地,只要更仔细地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逻辑:在通往依法治国的转型道路上,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来扫除官僚主义顽疾及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

在一个由多种多样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复杂、动态、不断演化的制度体系,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划一发展模式。

尽管各国所追求的生活方式、营商环境和社会体系也许越来越相似,但要达到这些共同目标,各国需要走自己的路,根据自身特有的需要、偏好、结构和历史遗产来选择各自的发展模式。

迈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路线图已经被勾勒出来,而且中国也明白,这个路线图可以、且必然会根据未来的需要加以修改。

名家观点·沈联涛、肖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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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习马二会 变与不变/刘泰安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4月1日率台湾青年到访中国,展开11天行程,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两岸。这是两人自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面、时隔9年第2次会面,因此被称为“习马二会”,备受两岸和国际社会关注,不在话下。

据报,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人见面握手时,习笑容满面地对马说:“你都没有变”;马听后开心地笑答:“你也没变。”

我认为,习近平说马英九“没有变”,应该指的是后者保养得好,体态外表如同9年前,一番恭维。

但马英九在第一次“习马会”时还是台湾总统,会面后隔年5月20日便任满两届总统而下台。他曾两度出任国民党主席,即2005至2007年的第4任,和2009至2014年的第6任,目前在国民党并无任何党职(他在退位后拒绝担任荣誉党主席)。

因此,马英九的身分和地位在这次“习马二会”怎能说是“没有变”呢?

相反的,马英文说习近平“没变”,却是千真万确,话无虚言。

习近平从2012年11月至今出任中共中央总记,又从2013年3月至今出任中国国家主席,正是中国近12年来党、政、军及第5代的最高领导人,当今权力如日中天,威望直追首二代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

所以,习近平从2015年“习马会”到这次“习马二会”依然没变,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接见礼遇给足面子

习近平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分接见只有“台湾地区前领导人”的光环、实则一介平民的马英九,大有对后者“纡尊降贵”的礼遇。再者,会面选在中国国家主席与外国元首会谈常用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而非有统战意涵的“台湾厅”举行,可谓给足了马英九面子,期望后者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发挥作用。

然而,马英九如今在台湾还有多大影响力?他在去年杪为了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积极推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的“蓝白合”,结果功亏一篑,最终蓝白相争,绿营得利,让民进党赖清德以不过半的40%得票率,险胜当选总统。马英九蒙受功败垂成的挫折感,不言而喻。

“习马二会”后,民进党与台独分子辱骂马英九为“有用的白痴”、“被中国大陆利用的工具”等,尖酸刻薄,自不待言。他们既然不愿见两岸和平统一,那就准备接受武力统—,希望战争发生时,他们不会逃之夭夭!

另一方面,台湾有学者认为,马英九对两岸统一应该有所作为,也可以有所作为,并对他回台后的表现寄予期待。

平心而论,马英九过去执政台湾8年的表现,虽说莫衷一是,功过参半,但他坚持“九二共识”,为两岸建立政治互信,展开良性互动,推进两岸的经济合作等贡献,则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

一个中国永远不变

如今“无官一身轻”的他,若能为两岸关系继续努力,鞠躬尽瘁,必能名留史册。

常言道:“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事物,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但台海两岸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事实,不容任何内外势力加以改变!

清代诗人丘逢甲在1895年中国满清政府在甲午之战败给日本、签订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马关条约》后的隔年,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诗《春愁》。这位爱国诗人以哀痛的心情表达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放眼当下大陆与台湾分治了75年的时局,仍然掷地有声,值得铭记。

已破例步入中国国家主席第3个任期的习近平,曾提出“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声明,足证他有在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不愿一代一代传下去和由继任者解决的雄心。成败与否,攸关他的历史地位。

“习马二会”的最大意义,莫过于面对两岸统一的雄关漫道,而今展开从头越的迈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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