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国下半年经济判断

2017年07月31日

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从整体经济增长看表现还不错，在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基础上，还能维持6.9%的经济增速，应该说超出了不少机构的预期。

也许是受经济“超预期”表现的刺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预期，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到7%时代。



根据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咨询（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2017年下半年经济形势，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有回落的态势。

主要原因是外部市场会出现变化，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向好，得益于外部需求变化，如果这一需求出现向下的变化，同样也会对中国经济形成负面影响。

考虑到中美贸易纠纷可能增大，来自美国的购买力可能会减弱，导致出口有弱化的可能。在中国国内市场方面，投资和消费基本保持稳定。

另一方面，下半年美元可能会维持回软态势，而这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同时会缓解中国市场资本流出的压力，以及外汇储备减少的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股票市场会出现复苏迹象。



长期以来，中国股市是一个利益“非正常博弈”的场所，而不是一个监管规范、制度完善、信息透明的规范市场，市场的、政府的各种问题导致股市很“折腾”，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严重不匹配。

这种“非正常”特性，也使得股市在国内的价值打了折扣。

实际上，中国政府应该将股市视为资本配置的市场、视为强化国家治理的资源，因此，股市不可能总是一蹶不振，那太悲观了。股市是国家的重要资源，政策部门肯定会维护的。

金融业进整肃期

中国金融业则正在整体上进入一个整肃期。从清理整顿的情况看，中国金融业过去的问题比较多，从发展历程来看，这其实很正常，发展火过头了，肯定会有低潮，而现在处于一个稳定的阶段。

从金融业的发展来看，中国金融业未来适合“全能型”的发展，而不太适合“单项型”的发展，金融行业的增长率整体上比较低，但如果实现金融行的结构优化，今后还是有作为的。

近两年来，在中国经济和市场的调整中，中国民营经济受到的较大的影响很大，在2017年的下半年更是如此，尤其是今年以来强化金融监管过程中的各种清理整顿，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在客观上受到影响。

安邦智库认为，企业家是国家的重要资源，中国政府对该国的民营企业应该多关怀、多给发展空间，使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加正常化。

对于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行动，不过“一带一路”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会是相当复杂，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以及一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将会影响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努力。

大企业竞相提升系统

中国企业未来的竞争，尤其是大型企业的竞争，主要在于对系统重要性的提升。

从整体看，随着央企以合并为主的改革推进，以及市场化并购重组，中国国内许多行业的集中度明显有提升。

但是，部分中国企业在系统重要性的认识上没有提升，观念没到位，也就缺乏相应的发展策略，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最多停留在“大而不能倒”的程度。

企业规模发展与系统重要性很不配套，所以出问题不是偶然的。

总结：

上半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为全年经济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但不能忽视的是，还有很多经济结构问题、体制与机制问题、改革问题、市场建设问题没有解决，这会给全年经济和市场运行带来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与市场需要共同小心维护，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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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17年11月06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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