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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借鉴日本在东盟经验

随着中国的崛起,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中国正在全球,包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其影响力,而中资企业、中方支持的多边机构和发展援助也随之在这些地区里推行。

但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发展其商贸、投资关系,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对此,我们认为日本在东南亚的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在1974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参访东南亚时,迎接他的是一波波的在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学生的示威浪潮;虽然在我国和新加坡的学生抗议规模相对较小,但在泰国和印尼的却颇为庞大。

在曼谷,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廊曼(Don Muang)国际机场,以及田中角荣住宿的酒店外,抗议日本对泰国的经济剥削。

这些抗议活动的巨大规模,撼动了泰国,也让泰国当局不得不展开在数十年来外国领导人参访时最为严谨的保安活动。

虽然在泰国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印尼可就不是这样了。在印尼,学生抗议活动已变成致命的骚乱,在雅加达11名抗议者丧命,数百辆日本汽车和日本相关建筑物被抢劫和摧毁,而这就是所谓的马拉利事件(Peristiwa Malari)。



事件的起因,是前总统苏哈托政权普遍存在的腐败,而其中也给予日本种种优惠,让一些印尼学生认为包括印尼华裔商人以及军方领袖在内的苏哈托朋党是唯一的受惠者,进而演变成针对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DA)和日资的不满,造成了1960年代后期的暴力事件。

这些事件反过来又促使日本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其官方发展援助和投资分配给东南亚国家的固有局限。

日本政府发现抗议者是这些国家的年轻学生,这表示日本的货币捐款实际上并没有对普罗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带来益处。

相反的,这些资源集中在靠拢苏哈托政权的少数政治和商业精英。

推动文化合作方案

这就促使了之后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推行所谓的“福田主义”,强调了人与人之间、日本与东南亚群众联系的重要性。

此后,日本政府和东南亚各国在社会文化交流领域推动了不少合作方案,当中的技术培训计划、日本政府和私人奖学金、JENESYS计划、研究奖学金等确实对东南亚国家的学生带来益处,而日本的动漫、电影等流行文化,更深深赢得了不少东南亚青少年的心。

年轻世代更显重要

对于中国来说,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发展援助以及中国支持的多变机构,也正在蓬勃发展。

作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基石,双边经济关系往往是以政府与政府(G2G),或是以私营和国有企业的合资的模式来进行的;若我们看看中国及其东盟项目清单,不难发现大部分的项目都是由这些精英团体来驱动的。

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验相比,今天中国的情况也面对着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的实质利益,是否会最终分配到东南亚社会底层人民的问题,而这对东南亚的年轻世代而言更显得重要。

虽然现在的中国和1970年代的日本在东南亚的经验有所不同之处,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东盟国家展开更深层次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

以日本而言,日本政府从以往的惨痛教训学习到调整其外交政策,投入资金和时间来建立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与社会文化基础。

而现在的中国,也应该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展的当下,抓住机遇,妥善经营与东盟国家民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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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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