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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抑制转型消费社会/洪文杰

高房价将对个人消费形成不小的挤压作用。

一个国家能够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或者高收入国家,其关键因素在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已从由大量基建投资为驱动,转向以消费作为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纷纷推出各别的宏愿,希望能在未来成功转型成为高收入国家。当中,中国与马来西亚都在经历着这波转型的“阵痛”。



然而,在这转型的路途上,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却日渐明显。

以中国为例,在北京、上海等房价高高在上的一线大都市,这种趋势已经显现。2016年,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房价按年上扬20%以上,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为6.5%和8.0%,降至多年来的低点。

同时,北京服务业企业2016年的利润按年下降11.3%,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利润降幅更是达到24.4%。

同一年,上海服务业合计利润按年增长1.4%,但上述消费者敏感型行业的利润却惊人地下降57%。

在中国的大城市,消费增幅放缓与居民购房及房价上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瑞银汪涛等人发布的报告称,如今在北京、上海、深圳与广州买一套房,估计通常要花掉一个家庭年收入的约17倍。而在多数发达经济体,这个倍数为4-6倍。



薪资涨幅追不上

中国居民的薪资涨幅根本赶不上房价涨势,2016年,北京平均房价跃升至32.6%,当地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为52530元人民币,按年增加8.4%。也就是说,房价的增幅是人民可支配收入的3倍。

当然,像北京、上海等这些一线城市就中国甚至亚洲地区来说,都是少数;但同样的情况,实际也开始发生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同时也包括亚洲如马来西亚等的新兴市场。不同的是,房价与收入的增幅,但同样的却是,房价增速几乎数倍于薪资增幅。

许多房地产专家或许都会在高喊,高房价会让人觉得大家都很有钱,但债务负担事实上却在限制消费,尤其中青年群体。房贷会吞噬许多买房者的大部分收入和储蓄,他们用于其他支出的余钱所剩无几。

房地产和高房价已成为牵动普通民众、投资者和决策高层的持续热点话题。

在宏观上来看,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不仅在制造出了一个极其庞大和普遍的资产泡沫,而且对普通居民的消费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

资产收益流出国外

值得注意的是,高房价资产泡沫带来的资产收益并未很好地转化成国内消费,相当一部分流到了国外。

国际金融协会(IIF)在今年2月8日发布报告称,2017年新兴市场将连续第四年出现资本净流出,受中国大规模资本外流影响。

IIF估计,其25个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今年的资本净流出规模总计为4,900亿美元。包括错误和遗漏在内的中国居民资本外流规模料将在1万亿元,资本净流出规模5,600亿美元。

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将实现700亿美元资本净流入,几乎是2016年水平的两倍。

虽然相关数据并没有明确说明马来西亚的资金外流程度,但观察我国的外储下降,国债卖出的比率上升,以及近期国家银行的新措施,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外流资本来自抛售资产后所享有的价格上涨收益。

总的来说,如果马来西亚需要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向消费驱动经济转型,但在同一进展过程中,如果受到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抑制国内的消费增长,那么人民由此产生的债务压力,将对个人消费形成不小的挤压作用。这绝对妨碍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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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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