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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要如何振兴制造业?/洪文杰

美国房地产咨询公司高纬环球(Cushman Wakefield)在2月份发布的2017年制造业风险指数报告指出,马来西亚拥有优质基础建设服务,在贸易质量、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方面的整体物流表现,也高于许多国家。

在该报告的设立据点指数(Established Location Index)中,大马继续高居榜首,接着依序为台湾和中国。



根据该报告,大马能高居榜首,部分因素在于其相对较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有利于生产力之提升。

尽管在制造业设立据点指数上,大马高举榜首,但大马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从1999年的31%,下降至2016年的23%。

制造业比重的下滑,或许是由于经济发展转向服务业,但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大马制造业的增长率,却似乎远远落在后头。

当中的关键在于,大马制造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错过了转型的机会,即从低端代工生产商(OEM)转向原始设计制造商(ODM)的机遇。

走到转型临界点



但近年来,伴随着大马生产成本的走高,对外劳的依赖程度加重,以及周边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大马制造业已经走到一个必须转型的临界点。

虽然电子商务、现代化物流等新型业态近年来开始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走向,可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依然是决定国家大多数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

不能否认的是,大马目前依然是投资生产型社会,并没有完全过度到消费型的社会发展结构。

在这样的趋势下,只是关注在服务业与新型业态的发展,而忽略制造业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对不太理智的做法。

因此,振兴大马的制造业,无疑将是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

但,振兴制造业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呢?

首先,振兴制造业需要可公平获得的、较低成本的金融资源。

国内私人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经典问题,要振兴制造业,必须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

要使私人制造企业象大型企业或政府关联企业一样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银行融资,不要遭受融资歧视。

为此,大马的信贷政策和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应该有所改观。

其次,振兴制造业需要相对较低的综合成本。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房地产与楼市的畸形发展,普遍拉高了资产价格,显著抬高了产业发展的综合成本,再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制造业造成了不小“伤害”。

城市化肯定会提升成本,但在房地产商、政府、银行等单位的“合谋”之下,成本上涨太快,资产泡沫遏制了制造业发展。

因此,要搞制造业,就必须维持相对较低的城市成本。

这也就是安邦智库(Anbound)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概念的原因之一。

职业教育不足

第三,振兴制造业需要有相匹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制造业大国需要与之匹配的人才培育和供给体制,德国和日本就是类似的标杆。大马过去普遍依赖外劳的密集型工业发展,并没有关注在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

因此,在缺乏一个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下,制造业的发展自然后继无力。

第四,振兴制造业需要完善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

尽管大马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比周边来得高,但却没有形成一个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这导致制造业发展缺乏创新的思维。

振兴制造业亟需改善的不仅仅是上述几个要素,更重要的还是政府与人民的改变与转型的决心。

要重新振兴大马的实体经济,要迈向所谓的先进国理念,甚至的2050年转型计划,重中之重是要做强制造业,而这不能停留在空话、大话、愿望的层面,而要结合制造业需要的关键要素,落实到政策改进的行动中。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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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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