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东盟城镇化加速/谢祥锦 

印尼高速城镇化并没有为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带来即刻的改善。

古时候人们积聚在一个地点,以能群体进行贸易、防御外敌、治理群众、进行宗教仪式等,发展出了城镇;在人类的历史上,城镇的起源标榜着文明的重要里程碑。

数千年后的今日,在人类历史上城镇化达至了高点,全球约有50%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而预计到了2050年时,这个数据会达至66%。



城镇化被视为是国家进步的指标,全球各国中,没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经历过城镇化的。

世界上城镇增长率最高的其中一个区域,就是在东盟;数据显示大约半数以上的东盟人口为城镇居民。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东盟城镇人口比率并不一致;在2015年里新加坡的城镇人口达至100%,而柬埔寨的仅为21%;马来西亚的城镇人口比率也颇高,为75%。可以肯定的是,东盟国家的城镇化的增长一直在增速中。

以印尼而言,这个国家的城镇化,即从农村迁移至城镇的速度是亚洲最快的。

60年来,在印尼的城镇人口平均增加4.4%,预计在未来10年内,印尼总人口的约68%,将居住在市区内;其人口城镇化速度比中国和印度的还快。



若以年度增长来看,2015年里马来西亚的城镇人口增长率为2.4%,而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东南亚大陆国家,大部分都比马来西亚的高,如缅甸为2.5%、柬埔寨为2.6%、老挝更高达4.5%。

城镇化也有负面影响

东盟目前拥有五个巨型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四个大城市(500至1000万人口),20个中型城市(100至500万人口),和21个小型城市(50万至100万人口),而这些城市将会增加中产阶级人口,预计到了2030年东盟将会有1.61亿中产阶级人口。

在中产阶级人口增加之下,城镇化一般上都被视为视为带来大量商机,尤其是房地产业、服务业、销售业等,不过,这也并不能无视其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次以印尼为例,高速城镇化并没有为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带来即刻的改善,印尼每1%的城市化增长平均,只带来了4%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就职市场求不应供

印尼36%的贫穷人口,或达1000万人居住在城镇地区,印尼主城镇地区有面对着缺乏基础建设,如城市公共交通、食水、卫生、排污等问题。

印尼城镇化所面对的问题,也同样地反映在东盟许多城市里。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表示就职市场可能面对求不应供的现象,而导致失业率增加,如雅加达的失业人口达7.8%、马尼拉的则达7.7%。

伴随着人口增长、失业率增加的是收入不均,而在有的东盟国家城市收入不均,会涉及民族或宗教群体,即有的群体会认为自己的群体贫困、弱势,而对其他被视为较为富裕的群体感到不满。

这种族群收入差别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想象,不过,却能对国家民族和谐、整体经济造成破坏,如在1998年印尼部分城市针对华裔社群的暴动,固然是预谋、政治策划,但在城镇化之下的民族矛盾也是诱因。

可参考中国体系

当然,不同的东盟国家的不同城镇,也面对着各自的问题,如城镇化导致柬埔寨建筑业发展进而增加童工现象、马尼拉大都会因为城市排水系统不完善,加上菲律宾经常面对台风威胁而导致水患常发生等。

其他像是污染、罪案等,也是常见的。

许多东盟地区的城市策划仍在起步阶段,因此许多目前城镇所面对的问题将会延续下去,而没有良好体系,城市规划也恐怕不能获得更大的改善。

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曾指出:”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社会,第二个阶段涉及到农民进城的问题,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城镇化的过程,第三个阶段就是向知识化的进程发展。”

现在许多东盟城镇,包括马来西亚的不少主要城市,都处于着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而需要在城市社会生活地区做出有必要、有计划的改建,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和谐发展。

面对这些城镇化相关问题里,除了在城镇地区改善基础建设,中国部分地区实行的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或可成为一些东盟更加参考的对象。

即依据非城镇地区的历史及特点进行符合当地状况的改造,並与周边郊区配合转型成为城镇,发展这些地区中小型企业,为该当地社群,尤其是年轻社群创造就业、商业机会,避免人口过度迁移至主要大城市地区。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反应

 

财经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