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记录中国被边缘的族裔

现今的中国,随着30年来经济发展,许多人都认定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都得到明显的改善。但只要我们想深一层,大概都可以意识到上述的认知,问题重重。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当下中国极端贫富悬殊的概况。

内容大纲

◆作者是来自台湾的学者刘绍华,根据其英文博士论文改写而成。透过作者的个案研究——观察中国凉山区被唤作彝族的群体,足可清楚展示出中国共产政府执政以来,其所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各种缺失,以及对非汉族的少数族裔所造成的严重伤害。

◆这些少数族裔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之下,生存空间极其严峻。除了无从保存许多被执政当局归类为落后迷信的传统生活习俗以外,随着整个社会的极速发展变迁,这些少数族裔也在现代化的繁华景象下迷失,但却又无从适应社会激烈竞争,还将毒品带回家乡,导致爱滋病的蔓延。当地政府频频出台各种荒腔走调的治理政策,进一步将这些弱势的少数民族推向自生自灭的局面。

我们不必追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让大部分人富起来,只需关心那些被归类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群体,什么时候才不不需要再挨穷,大概也没有人可以回答得到。中国的经济成就,无法让弱势群体分享得到,他们若要脱贫,甚至还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人类学的特色

这次由我、陈沛文以及黎振雄向大家推荐的书,是一部正规的人类学著作。有关人类学的最新发展,则是黎振雄比较关心的议题。他说道:“提到人类学,或许很多人还停留在,认为就是一批挖掘原始人类骨头研究的人。当然,这仍然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但发展在现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有许多的突破,为我们带来许多崭新的视角,去看待人类的行为。”

对此,我尝试作出小结:“用我自己的分类方法,传统的历史研究,关注已发生过的事情。在方法上,比较依赖翻查各种档案文献,从中挖掘出证据,来佐证判断。人类学的主要关注面,在于追踪各种人类行为背后的原因,时间点可以从过去拉到当下。由于需要解释人类行为的形成原因,人类学家就得通过亲身采访,介入研究对象生活的地方,作实地观察等等,才能得出结论。从不同学科想要完成的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就能看出两者的分别。”

我还特别提到:“对我而言,一直都有关注中国当代史的习惯。要把握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就不能只知道宏大的历史脉络,能否掌握每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细节,才能算是捕抓到比较完整的真相。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学的追踪调查,就是很宝贵的阅读材料。”

现今中国社会底层的困境

要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以来都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层面。对于现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陈沛文在阅读这本书时,相当关注的部分。

作者考察的对象叫作诺苏族人,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政府为了方便管理,硬将这群族人跟其他不同的族群,整编进新创造出来的族群,从此统称为彝族。

陈沛文补充说道:“诺苏人经历过两次现代化的洗礼,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际,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两次的现代化的过程,都对诺苏人造成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第二次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极为向往城市,争着涌向城市,放弃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却又把毒品跟爱滋病带回家乡。”

由上至下来管理政策

通过作者的介绍,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政府那一套落伍无效,却又持续强硬推行,由上至下来管理少数民族的政策。可以这么说,中国政府在处理任何的问题,都会先设定指标,然后以完成这些预设的指标为目的,几乎没有想过要先了解分析问题的性质,再找出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陈沛文举例说道:“一般的国家,都会极力保护爱滋病患的身分,但在中国却不一样。为了鼓励其他的地方的干部,积极仿效那些所谓成功让爱滋病患者自力更生的例子,中国的地方政府会把一些被认为具示范作用的爱滋病患者的身分曝光,作为其他人的楷模。”

最后,如果依然坚持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当地人的生活素质只要跟从前一穷二白的状况相比,就已算获得实质的改善,这样的看法不但缺乏事实依据,也不能让人信服。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书中所揭示的案例时,就应该有所警惕。其实,真正受惠于经济开放政策的人,都集中在汉人群体而已。有些人之所以认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全方位的,多少源自于汉民族自身的傲慢与偏见。

衣鱼辞典

◆“家支”(Cyvi)堪称是诺苏部落社会中最高的政治权力组织。家支相当于汉人的宗族,但影响力更大。诺苏人记忆祖先的方式也与汉人不同。汉民族虽然编纂族谱以记录历代祖先,但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子孙却只记得近期先人;诺苏人则是硬生生地记诵所有祖先。诺苏家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教导孩子(尤其是男孩)背诵父母双系的族谱。透过长辈严格的指导与反复练习,多数诺苏孩童在4到6岁左右,便可以背诵长达二、三十代的系谱。这样的家庭教育让孩童从小明白,他们无法独立于父母之外的生活。亲属关系准则主导诺苏的道德规范、宇宙信仰、权利义务、社会阶级,婚姻与居住地点。

◆清廷于1906年开始严禁鸦片,多数地区无法在种植罂粟。鸦片汉商在土司与黑彝的协助下,1910年左右开始转入偏远独立的诺苏山区种植罂粟,以避政府查禁。土司、黑彝等有钱地主便以鸦片跟汉商交换白银、布匹、盐及其他日用品,凉山的鸦片种植也就更为普及。1950年代初进行的凉山民族调查报告指出,50%至80%的当地人都种植鸦片,而50%至60%的居民有吸食鸦片的习惯。

◆有鉴于简化多元人口的政治需求,最终政府把四百多个自报登记的族群数减为56个“民族”。凉山诺苏人和其他地区的Lipuo、Nasu、Yala等不同的人群,被划归为同一个“民族”,国家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族别:“彝族”。

◆2004年左右才新建的水力发电厂,却因为发电厂三不五时泄洪,使得农民无法涉河到农地耕种,甚至偶尔有人或牲畜溺水伤亡。由于当地民众无论在教育程度或技术上,都不足以参与发电厂运作,因此工厂员工几乎全都来自外地。更糟糕的是,地方上虽然有电厂,利姆的用电成本却没有降低,供电品质依然很差。即便电厂启用之后,大多数的利姆居民仍依赖柴火煮饭、取暖。

延伸阅读:

◆《芭乐人类学》

主编:郭佩宜

出版:左岸文化

简介:人类学擅于质疑理所当然的“常识”,从平凡中挖掘更深层的脉络,探索文化的内在逻辑。从街道丶夜店丶圣诞节到娱乐秀,都是人类学的研究现场。

◆《欢迎光临人类学》

作者:卢克拉斯特(Luke Eric Lassiter)

出版:群学

简介:种族差异是天生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是必然的?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根源为何?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能否共处共荣?这些问题背后有着许多的故事,既关乎他者,也关乎我们自己。

◆《黎亚:从医病冲突到跨文化误解的伤害》

作者:安法第曼(Anne Fadiman)

出版:大家

简介:如果病人理解身体乃至世界的角度与西方的科学观点截然不同,医生该如何调整疗法与沟通策略?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双方,究竟有无可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商务印书馆

每月读书会

书本:《忧郁的热带》

作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主讲:黄麒达、苏颖欣

日期:10月16日(星期天)

时间:3.30pm

地点:吉隆坡苏丹街商务印书馆

电话:03-20315368

(入场免费,欢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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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知识的旅者

时间匆匆,转眼又到岁末。〈读书人〉今年最后一期,特访问专栏作者吴小保,分享他的阅读规划、阅读心得以及新一年的阅读展望。

吴小保

●个人是否有阅读规划?若有,去年的阅读规划还满意吗?你会特别偏爱哪些类型著作?



2013年大选结束后,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匮乏,当时定了个长期阅读计划,希望能够从政治光谱右派著作开始读起、以左派为终点,好好充实自己。然而,起初对这领域并不熟悉,只能慢慢摸索;走过不少冤枉路(读到烂书),但一路读来,还是小有收获。

记得一开始不懂分左右,只好从书柜随意挑选。选了本金里卡(Will Kymlicka)《少数群体的权利》,讨论多元文化主义的课题。之后又读同一位作者的《当代政治哲学导论》,但忘了碰到些什么状况,当时并没有一气呵成地读完,只看了前两章;拖了几年,至2016年才把全书看毕。

也读了其他一些导论性质的书,但都忘了书名。

选读倾向左派著述

接下来几年选读的,都比较倾向左派著述,偏离了起初“由右读起”的规划。几年前,台湾心灵工坊一连出版几本日本左翼思想家的著作,我都不错过,先后读了《柄谷行人谈政治》、《世界史的结构》、《伦理21》、《哲学的起源》和《帝国的结构》。书柜上还收了好几本柄谷行人的书,如《迈向世界共和国》、《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和《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还未有机会好好研读。



那两三年,柄谷行人是我主要的学习对象,之所以,一方面与其简明的写作风格相关;另方面,则被其“解放世界”的理想所吸引,毕竟是年轻人,容易热血沸腾。

同时也接触其他左派论述,比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新帝国主义》;罗拔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为无政府主义申辩》;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真实乌托邦》等。

然而,也许阅读口味太过偏颇,虽成功形成了特定观点,却对自己的信念缺乏更深刻的批判与反思。自知长此下去,大概会被同温层所困死。

●阅读对你而言有何意义?

阅读跟自己立场不同的书,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方面好好认识不同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可以再三反思自己的立场。我相信,一个没有经过反复检验的信念,是不值得信仰的。

阅读的意义,对我来说大概就是如此:让自己成为一个旅者,离开故乡,去探索不同的世界。当你重返故乡,就会用不同的眼光审视它,对它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去年有哪些著作或作家特让你印象深刻?其特点在哪?

大约从2016年(或2015?)开始,比较有意识地选了些右派著作来读,于是冥冥中又回到了当初的规划,虽然顺序是颠倒了。

读了几本右派的书,但还不算有深入了解。如《经济学人》出身的约翰米克斯威特(John Micklethwaite)、亚德里安伍尔得礼奇(Adrian Wooldridge)的《第四次国家革命》,该书认为政府职能过大、却又缺乏效率、并导致债台高筑,因此主张削减政府职能,把大部分责任交给私人界或市场承担。

从2016年起,比较集中地读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先后看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上下卷)、《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福山是当今有名的政治学者,曾在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后于1992年扩充写成《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历史的终结”命题之提出适逢苏联瓦解之际,在国际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遭左派激烈批评。

逼迫重新思考一些想法

透过福山的书,逼迫我重新思考一些想法。过去受柄谷行人影响,对“国家”有着相当负面看法,认为它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然而,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却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缺乏健全且自主的政府,人民就无法享有优质民主。比如,美国由于有着很强的不信任政府的传统,因此设置了很多约限政府权力的繁文缛节,其结果是导致政府功能不彰,最终是人民买单。

我们固然不必照单全收福山的所有观点,但我想,公允地说,福山是我相当欣赏的作家——毕竟我年纪渐长,开始学会欣赏不同立场的人。

欣赏福山主要有两点,首先他懂得提出好问题。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福山提出:人类现有的伦理与政治制度与人性相关联,一旦不断取得突破的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这对我们的伦理与政治制度带来怎样的影响?其次,跟柄谷行人一样,福山的著作平易近人,不会有太多吓死人的专业术语(现代知识人的魔咒、凡夫俗子无法掌握的语言),而且他是个旁征博引的学者;也是一个说故事者,能够把复杂历史用相对文学的方式说出来。

●明年有什么阅读规划?

2017年将尽,2018年又是个挑战的年份。从2013年至2018年,正好间隔着两次大选。

回顾这5年,所读的书不多,但小有收获。展望未来,除了继续研读政治、社会学类的书籍,也希望将来可以多读不同领域的书,尤其是科普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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