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砚，不仅仅是研墨的文房工具，它参与了汉字文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项任务。它的前世，担当着中华文明上层建筑的要角；它的今世，悄悄地被善感的文人雅士收进了各自的书斋；它的来世，必也将带着显赫的资龄，扮演着一位无声胜有声的说书先生，细诉那朝代更替的往事如烟。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镜头回溯到1924年7月……

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失和，于是搬离八道湾的房子，在砖塔胡同贷房而住。1924年5月25日，鲁迅搬到新买的西三条新居后，并在1924年6月11日返回八道湾的家中打算取出个人书籍物品，不料惨遭周作人和其日籍太太羽田信子的谩骂和殴打；忙乱之中，正如鲁迅当日的日记所描述：“然终取书，器而出”。

被鲁迅从旧居抢救出来的“器”，正是一块刻有“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南朝梁武帝年号的古砖砚台。扳指一数，此大同砖龄与中国禅宗的开山始祖菩提达摩祖师属同时期，距今1471年。作为一位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鲁迅对于历史文物的尊重，令人肃然。尽管鲁迅尚有二十多块古砖砚台未能从周作人夫妇家中抢救出来，然而其所珍爱的这方大同十一年砖砚，如今安稳的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也收录在鲁迅生前编辑的《俟堂古专杂集》中。

爱砖如命，鲁迅并非特例。天下第一大玩家——十全老人乾隆爷、纪晓岚、晚清诗书画印大家吴昌硕、金石专家张延济，乃至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昆仲……个个都是玩砖读史、著述等身的“砖”家。

玩味无穷

古砖砚，又称古甓砚，是指以古砖古甓为材质刻制的砚台。传世的古砖砚台，多为秦、汉、晋砖。秦汉魏晋古砖纵横千年，图像文字并茂，历史价值、金石价值、书法价值、考古价值、故事价值、装饰价值、适用价值……等等的多方多重用途，成就了古甓砖砚在千百年来以致当今文人雅士心目中无可替代的高贵意义。

古砖一般两侧或背面多有模印，包括朝代年号、纪年月日、地名地点、制造者名，又或吉语铭文，乃至人物图像纹饰符号，丰富多元，玩味无穷。

以澄泥法制

古人造砖主要以澄泥法制之，要求质地坚密而肌理细润，因此特别适宜用于制砚。史书记载，用澄泥法造砖甓，始于秦汉，兴于三国，历经魏晋南北朝，源远流长。秦汉时期，帝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陵园，所用砖瓦由官府督导，专门加工烧造，泥土精心淘洗并采用澄泥工艺，烧制出的砖甓坚固细腻，要求不亚于宋元明清的官窑制瓷。正因如此，造就了中华文明辉煌的建筑史，演绎了秦汉晋砖的考古学，更成就了古砖甓砚的收藏热。

清代朱栋在《砚小史》中指出：“阿房宫砖砚为蜜蜡色，肌理莹滑如玉，厚三寸，方可盈尺，颇发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建筑制造的砖甓更加精细，如三国时魏国曹操建造铜雀台，所用砖甓、泥料均经澄滤，加拌胡桃油、黄丹、锡、铅等添加剂烧制，质地致密、坚实如钢，俗称钢胎。以质地乌黑亮丽的钢胎砖甓制砚，细腻光滑、发墨极好。

嗜砖溺砚

唐宋时期，秦汉晋砖大量出土，文人墨客看重砖甓古意盎然、坚细耐磨而又取材不难，稍加雕琢自成文房佳砚，故而砖砚概念由此生发。

清代中期、晚期以至民国，金石考古之风大盛，知识分子对于铜器铭文、石刻文字以及古砖甓文情有独钟，并不惜重金搜购，精制成砚，或为研究、或为藏用、或为玩赏，蔚为风气。

清代金石书法大家张延济、阮元二人各藏汉晋古砖八块，嗜砖溺砚之故，竟以砖甓命其书斋堂号，前者命以“八砖精舍”，后者取名“八砖吟馆”。到了清末民初的海派书画大家吴昌硕，更是嗜砖为伴，并作七言绝句自述：“缶庐长物唯砖砚，古隶分明宜子孙；卖字年来生计拙，商量改作水仙盆。”到了民国，时任总统的徐世昌，世称海内藏砚第一人，八方收集古砖，还雇用砚匠将其所藏古砖甓瓦琢为砚台，气派之大、收藏之序、用心之致，一时无两；实非时下之土豪藏家所能项背。

古甓砖砚的魅力

背负中国正史的身世、朝代年号的面相、符号纹饰的掌故，以及澄泥绞胎的血统，和刚坚密实的体质，与细腻润滑的肌理，古甓砖砚的魅力因文明而韬光隐晦、因文字而鉴古知今、因文化而源远流长。

诚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言：“鉴往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知今，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季先生的锦囊，用在收藏的学问上，最能玩物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