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凉早前从穷乡僻壤的小村落逐渐发展到今日商店林立，区内仅有的学校是直凉华小与直凉华侨国民型中学。如果教育没能赶在发展的前端，一同进步及推广，直凉将跟不上时代的前进。

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拿督邓福乐在30岁时就毅然离开大都市回到家乡，投身教育界，为直凉三所华校——包括两所华小与一所国民型华文中学服务超过40年。

邓福乐是马华直凉支会的主席，自1990年起任主席至今已25年。

邓福乐身兼多职，作为一名地方领袖，他的努力虽然不可与人类工程师相提并论，但是对于教育的执著，他表明在有生之年都不会放弃献身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事业是千秋大业，人类躯体只有不到百年的岁月，他贡献教育的理念就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邓福乐童年时期在直凉求学，高中三之后到吉隆坡深造，并读了两年以英文教学的夜校。努力上进的他在中四报考当年的LCE，一年之后更以跳级方式通过报考剑桥文凭的通关考试，然后顺利取得文凭。在当年，邓福乐可说是少有的几个考得此文凭的高材生。

得民心者得天下  
经商哲学赢成功

邓福乐在毕业后曾到澳洲人开设的超级市场及武吉丁宜烟草厂工作。

在外地生活的日子大约有10年，邓福乐在1974年就回到直凉，接管杂货店生意。当时的杂货店是亚答屋，地点就在目前的直凉大街，而且是直凉开埠以来就存在的老店。

邓福乐认为，做生意应采取少计较以及亲民的态度，还有必须顾及人民的意愿。

“得民心者得天下”，邓福乐表示，只要顺应民意，得到大众支持与欢迎，就可以让公司长久经营，他经营企业的成功就在于这套商业哲学。

或许有许多人觉得直凉镇落后，但是邓福乐却觉得直凉得天独厚，因为华文教育办得有声有色。直凉华小因为学生人数剧增造成拥挤，而必须分设新的一所华小。

争取拨款建校  
无需华社捐款

对于在华校的贡献，邓福乐最初先在直凉一校家教协会担任财政，并一直参与至今日成为董事长。

他在任时主要的成就包括争取到三栋三层楼校舍，这项成就的背后最让他骄傲的是建校无需向华社筹款，反而是争取到由政府资助建成校舍，让直凉一校在今日拥有完善的硬体设施，包括校园与体育馆。

除此，邓福乐在直凉华侨国民型华文中学也贡献良多，而最让他难忘的就是为该校争取到两栋三层楼课室及冷气空调讲堂。

邓福乐担任中学家教协会主席有十多年之久，目前还在这个职位上付出。直凉中学就曾被选为全彭亨州最佳学校，他的董家教团队居功不小。

在每一年中五与中六生毕业公布成绩时，邓福乐也会给学生发表激励性讲话。

抗议政府征地  
力保校园完整

为了争取教育权益，邓福乐曾做了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就是与其团队抗议政府征用学校土地的决定。在他的带领之下，学校得以保留完整，而这项努力也保障了该中学今日的面貌。邓福乐表示，当时是政府以学校欠下地税13万8000令吉的理由充公学校土地。

邓福乐及董家教以校地是由华社筹钱买下的理由坚持要守住这一片土地，后来他更成功争取把地税减少到5000令吉，免去了中学一场丧失校地的灾难。后来政府有向学校董事部买了一英亩土地供建用途，董家教利用这项买地事件争取到政府一项兴建大型礼堂的承诺，有关计划仍等待规划及进行中。

在立德华小，邓福乐表示当年是古南霖（家教主席）踏出重要的一步，既要让直凉二校拥有本身校园而启动迁校计划。董事长余福全劳苦功高发动三次筹款活动，可惜未能筹足所需的建校款项。

邓福乐形容，立德华小是直凉人民共同成就的事业，而在他担任筹委会主席时，他可说是日夜劝捐，最终得到人民积极响应并筹得100万令吉，让学校兴建起来。邓福乐作为直凉一校的董事长，有幸参与协助促成直凉二校设立分校，并在今日成为一所有规模的立德华小。

半生投入民生工作

现年74岁的邓福乐除了致力于教育，也在政党、政府、社团、福利机构和民生事务上献力，而他大半生的时间都花在为民及为社会服务。

回忆当年，邓福乐是在70年代直凉发生的一场大水灾，冲断了一条接连直凉与外界的桥梁事件后，开始投入社会服务工作。

当年，他是以初生之犊的姿态与政府接触和争取重建桥梁。同时，他也对外筹款，以便早日把木桥先建起来应急。后来，该桥梁又再次被冲断，他也积极扮演重要角色。直至后来有了斯里文打花园住宅区计划，在该区建设公路，之后才有一座钢骨水泥的桥梁建设起来。

在政府事务上，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县议会官员的斗智辩说，让长久受到当局干扰的华裔风俗在丧事与做功德时，使用公路搭棚以及做歌台时，争取到豁免娱乐税及罚款。邓福乐表示，华人地方有红白事都会在路上搭棚做餐会，而地方议会常常会以红白事动用到公路而向主办者发传票或征租用费等，同时还要相关家府提出申请，批准后才可以在马路上搭棚。

邓福乐在后来以白事不可以等的理由，坚持要议会厅网开一面。同时，他也不同意议会在红白事数天的活动中，向人民征收数千令吉的额外费用做法。邓福乐之后更以文化及宗教角度多次与县长讨论，寻求对策解决问题。

机智幽默驳回指责

邓福乐笑说，当时的他据理力争，曾经在会议中面对友族议员的责问，说华裔利用做功德来搞歌台演出，呼吁当局严格征收娱乐税。

对于此，他灵机一动的回答说，有关歌台上的演出时是给祖先（往生者）看的，并不属于民间的娱乐活动，而是地方风俗文化活动来驳回友族议员的指责。

这项辩解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此课题，使到日后直凉人做红白事、功德或庙会活动时，只需缴付20令吉的垃圾处理费，其他费用则豁免。

对于服务社会，邓福乐一直秉持这样的精神：顺其自然的做社会及服务工作，只要是受到委托必然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只要有能力就会有求必应，尽力完成。

对于商业与政治，他更是以处之泰然地面对，不强求不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