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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失怎么搞工业革命
——先进国宏愿落空的反思/游枝

2020年到来,过去喊了好长日子的2020年成先进国口号落了空。



纳吉政府曾经改了更遥远的大愿,说2050年我们成为世界一等一富强国家,这口号取巧得很,把目标定在三十多年之后,等于说听到过的人,到时40%已经不在人世,约有40%人本来就不相信可以落实这个政治大宏愿,到2050年,大愿又落空的话,一是谁也不太可能找他纳吉去理论,再一是已经没几个人会自讨没趣的去计较为什麽宏愿又是一场空了。随着纳吉的败退,2050年的大愿,也就喊不下去了。

先进国宏愿,是马哈迪他的政治理想,当时,他的确信心满满,后来发生了太多他无法预知更无法如愿化解的“事情”,更没想到2020这一年到来的时候,他又再担当起国家管理的重担子,要他面对一宏愿实现的2020年。

马哈迪他有充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先进国宏愿没有达成,国民的失落及无奈,是此刻官民相同的唏嘘。

口号大过进度

很快,又会有新的政治理想,要弥补先进国大愿落空的空缺,更要再给国人另一个对未来期待的新希望,就是追赶新一轮的工业革命,高喊搭上所谓的工业4.0进步列车。这一个新希望,政治上又可以再次叫国人重新对已经落空的先进国宏愿寄以希望。



我国要直追工业革命4.0的时代进化大潮流,其实官民都在努力中,问题是努力的效果究竟有多大,政治口号是否大过实质的进度。

这个大进步工程,德国做得十分积极、日本默默在进行,已经具备人才、经验、资金及策略的德、日都陷入了人才资源不足的困境,我国在人才、经验、资金方面本来就落在德国日本之后太远,要赶搭工业4.0先进列车是当然的事,不过,人家德、日都遇上了人才资源的短缺难题,我们的人才政策相对到德国日本,还在试行探索的阶段上,如何顺利的走向工业4.0新境界,有太多的未知难题要面对,“革命”的大目标,不是喊喊政治口号就能实现的,先进国宏愿没有如期达成,就是一个教训。

我住北马一个老镇,发现镇上平均十家人就有八家有人在新加坡工作,其中一半以上的家庭,根本靠家人在新加坡的收入维持平稳的生活。

30%毕业生狮城工作

镇上有家学生过万人的大学,几年来,我亦做过持续的学生出路的调查,这家在我国培训高资质人才的大学,毕业生的三十巴仙以上,都去了新加坡找出路。

上述两件事加起来,就说明了我国新成长的高资质人才,长年的流失到外国。

如此人才向外流,又大多数去了新加坡的现象,不是一个北马老镇的单独例子,地处北马的老镇尚且出现如此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中马,尤其地理上跟新加坡只是一道长堤之隔的南马,人才资源流向新加坡,肯定更是严重。

大家有项误解,都把到新加坡谋生的大马人称为“马劳”,虽然当劳力工人的不在少数,但是,更多的,是受过高深教育又属上质人才的我国精英。

政府的新一年预算案,就说要打造50万个就业新机会,究竟这个庞大就业数字,是有益外劳的人力劳动佔多抑或条件可以留得住自已的人才较多?

要步向工业4.0大方向,最重要是减少自已的人才流失。

别问为什么我们的人才会流向新加坡,有谁敢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人才要流向新加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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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经济成就不是靠宏愿/黄子伦

首相慕尤丁不久前推出了大马数据计划(MyDIGITAL),希望能够让马来西亚在新的工业时代中能够站稳脚跟,并创造50万个就业计划。看官方的各种宣传,此项计划气势恢宏和有模有样,好像可以帮助马来西亚告别2020年的失败宏愿后重新奋斗。

不过,我想大多数人应该没忘记“多媒体超级走廊”这个斥巨资铸造却搞得半桶水的春秋大梦,最后留下一个至今仍人烟稀少的赛城。

作为大马子民自然希望政府的计划成功,因为这是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积累。奈何,由政府构思的计划往往容易事与愿违。

人才培训急不来

首先,就是这项计划并不是自然生长,而是强行顺流全球趋势,就像多媒体超级走廊概念的诞生是顺应上个世纪末的全球科技趋势。我们常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等到机会出现了才开始准备也不是行不通,但是步伐必须得快。然而,有一样事情是怎么急都急不来,那就是人才库的培训。

政府可以双管齐下,加大力度培养和外部引进。但是,所有的人才都会问自己的努力和回报是不是对等。这里指的回报并不止是单单薪水,还要看能不能有发挥空间。打个比喻,你可以花天价请一个明星球员加盟来增强实力,但如果这名球员不能再创高峰也是无用,就像是中国花天价挖角国际足球明星,但只是被这些足球员当作是一个捞钱的过渡期,中国足球的表现迟迟仍差强人意。

况且,如果我们的政府目前最卖力推销的就只有税务优惠,试问口袋不深的我们要如何和邻国新加坡拼税务优惠?

“长期计划”文化过时

除了税务优惠,外国企业进入我国也需要适当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我国对于30%股权的做法很明显已经不合时宜。须知,外国企业愿意满足我们的需求是因为马来西亚以前的经济增长率惊人,劳动力低廉,而且法律框架相对健全。至今,这些优势已经转弱不少,我们拿什么来要求外国企业配合我们?许多本地企业长期依靠引入廉价劳动力的做法已经使得许多行业长期待在产业链的低端。

说得难听一点,这其实是在吃着“经商成本”的老本,而不是技术含量。等到印尼、泰国、越南,甚至是菲律宾的法律框架和经商的隐性成本降低后,马来西亚压根儿就竞争不过来,况且本地消费市场的成长潜能很有限。新加坡人对于企业聘请外籍员工的抗议,使得新加坡招揽人才这方面开始吃亏,不过她依然是东南亚最好的金融中心,使得许多外国企业甚至是传奇企业家愿意远赴新加坡设立总部并集资,乃至上市。

这当中最好,也是最让我们痛心的例子,当属Grab把总部设立于新加坡,而不是马来西亚。

我们的政府太喜欢搞“长期计划”,这种已经被现代企业管理学视为难以跟上时代变迁的做法,所谓的计划搞不好最后都只是肥了朋党而已。唉,真的是天佑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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