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栏里有好几次提到，财富与收入的巨大差距，将会是社会上各阶层之间冲突的一个起源。

须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竞争，顾名思义，肯定有胜利者与失败者，而且当然只有一小撮人得以在冷酷无情的市场竞争里胜出，而胜利后当然也会运用胜利优势来继续保有自己的胜利成果。

这也意味着，在此种社会制度下，大多数人可说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者，未能成为永续坐享成果的精英，至多只能退而求其次成为侍奉最核心精英阶层的“次等”精英，以此类推，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最底层。

而那问题，当然也处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与财富落差是越往下推而越大的。

如此，处在社会基层者，当然对顶层者得以享有的回报与掌握的财富，或心有不甘（有时甚至会采取暴力手段来报复以平衡自身认为受委屈的心理与待遇）、或自暴自弃（工作不认真，得过且过，传统上认为会导致整体的社会生产力的下降，但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达与取代人工，这一点在相对富裕、可负担得起机械化与资讯化的发达国家倒也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上周有幸在新加坡出席访新的希腊外交部长一场演说。

巨富与赤贫

这位外长是法律与经济学者出身，所以演说时不像一般外长的严肃或对着讲稿照本宣科，而是准备了拥有大量资讯的幻灯片，演说时来回渡步，好像一位教授般侃侃而谈，令人耳目一新。

他虽为外长，演说的主题又是欧洲的前途，但他也很坦率地以有备而来的资料以及专业分析指出其他一些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利弊。

其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幅有关美国从1980年至2015年的平均收入增长图，比较了最高0.05%、最高1%，以及最低90%收入者的平均收入增长。

图里清楚显示，最高0.05%收入者的平均收入在这35年里增长了近322%，而最低90%收入者的平均收入则增长了区区的0.03%，两者之间的增长比率对比相差了何止万倍！

换句话说，一位美国员工的当下收入若属于最低90%者，其收入其实与35年前父辈的收入相差无几，但一位收入属于顶尖0.05%者，其收入则起码比父辈还高了三倍有多。

坦白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深刻体会到彼等社会中适者生存的理念，所以对于一般美国人来说，如此的收入增长差距，是会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可能也会略微设法改善一些，但应该不会有欧洲人般的强烈反应。

特别是如希腊般的社会民主主义风气盛行的国家，对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看来还是极为在意的。

所以即便是在近10年前欧洲金融风暴最高潮，而希腊首当其冲时，彼等也还是选出一个社会主义挂帅的政府（也是此外长服务的政府），仍然坚持许多公共福利的推行，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