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关系专家们对博弈论都不太感冒；有些人——正如多年前我在某场演示时的主席对我所说的那样——甚至“害怕”听到这个词。

如今许多人对政治参与者的行为和决策的策略分析有更深了解。而这类分析与经济政策制定的相关性也同样显而易见：世界舞台上的每个参与者都不是独来独往的，而是不断在考虑其他参与者对其行为的可能反应。

所有人类互动都是竞争和合作的结合。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竞争通过创造让人努力工作，创新和超越的激励因素来促进人类福利。

合作是通过利用不同参与者的优势去推进共同目标而实现的。

而哪种手段更可取则取决于具体情况，包括其他参与者正在做的事情。

关税战伤害大

分析理性主体之间合作和非合作互动的数学基础是由已故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所构建的。

当存在大量参与者但无人拥有垄断权力时，许多参与者的非合作行为可以带来最佳表现。

例如，在贸易中，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可以产生“帕累托最优”：资源将以使一个行为者受益的任何重新分配行为都至少会伤害另一个行为者的方式来进行分配。

但当国家政府介入博弈来为本国企业获取优势时竞争就会出现问题。

这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时所采取的措施，而中国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报复。

这种竞争不仅未能推进人类福祉，而且可能对这两大经济体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这种情况从前也发生过。美国于1930年颁布了旨在保护美国农民和其他产业《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然而该法案不仅通过阻碍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而导致了失衡；还刺激了来自他国的报复措施，最终加剧了大萧条。

因此在贸易层面，我们需要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但也需要政府间的合作。

斗贬货币促进竞争力

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恰恰是为了促进这种合作，世贸组织宪章规定必须对关税进行规管以保证贸易能惠及各方。

在这个框架内，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只有在纠正中国贸易政策造成的扭曲——尤其是其未能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

在这个汇率灵活变动的世界上，不合作也会服务于货币政策。

在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消亡以后就通行全球的这种体制中，一个国家的货币扩张可以借助将其货币贬值来增加国内就业，同时打击与其进行贸易的国家的就业状况。

与贸易关税一样，这会刺激更多国家进行货币扩张以削弱其货币，从而拉高其正在下行的贸易竞争力。

竞争与合作难平衡

爱沙尼亚经济学家拉格那·奴尔克斯（Ragnar Nurkse）指出，在1930年代 ——也是在金本位被抛弃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尚未建立之时——这种竞争性贬值是“以邻为壑”，只会令始作俑者和整个世界都变得更糟。

然而巴里·艾申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杰弗里·D·沙斯（Jeffrey D. Sachs）证明了各国只有在“放弃黄本位，抛弃通缩型货币政策，允许货币贬值”后才能从大萧条中复元回来。

他们表明每个国家为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非合作货币政策其实为世界带来理想的结果。

毕竟在灵活的汇率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其他贸易伙伴们可以随时调整自身货币政策以抵抗，甚至完全抵消该国扩张性做派的所有负面影响。

虽然我曾经认为在固定汇率下是有必要实施货币政策协调以实现更佳效果的，但我现在完全同意上面这两位。国际货币博弈规则在灵活汇率下已经发生变化了。

因此，在货币政策博弈中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对日本货币扩张政策——显然不是为了使贸易伙伴陷入贫困，而是试图在极低通胀下促进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或许很难实现。但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政治领导人能认识到博弈论是如何为评估可能性和选择最有前景方案提供有用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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