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医药保险保费将在明年上涨40至70%，引发热议。

其实，医药保险的涨价问题并非首次出现。早在疫情时期，许多保单持有人便已感受到保费飙升的压力。然而，这一现象却并未因疫情缓解而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保险公司一再强调医疗通胀是涨价的主要原因，即私立医院高昂的医疗成本，成了涨价被合理化的“挡箭牌”。

从数据来看，私人医疗行业的盈利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例如，IHH医疗保健公司在2024年的季度净利润高达5.34亿令吉，而KPJ医疗保健集团的季度收入也达到了9.3亿令吉。

这些数据都显示私立医院在医疗费用上涨的同时，实现了可观的盈利。作为中介的保险公司，利用成本上涨的借口进一步提高保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消费者任人宰割

在医药保险保费涨价一事上，国家银行的监管角色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现行规定，保险公司在调整保费时需得到国家银行的审批。然而，我们发现这一审批机制的透明度极低，导致民众无从得知保费上涨的具体依据，也无法判断国家银行是否充分审查这些申请。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保险公司在调整保费时可以肆无忌惮，而消费者则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对于许多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保费的持续上涨无疑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报道，一些家庭被迫选择取消保单，而这将进一步加剧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数据显示，2023年已有74.7%的住院患者选择到政府医院就医，而这一比例在未来将持续增加。这将导致公共医疗资源的进一步紧张，对政府医院的医务人员造成更大的负担。

国家银行作为监管机构，必须意识到其在这一问题中的关键角色。

审查涨价合理性

首先，国家银行必须更严格审查保险公司的保费调整申请，并要求保险公司提供详细的索赔率和成本数据，以证明其涨价的合理性。其次，国家银行应制定更加透明的机制，向民众公开保费审批的标准和流程，以减少信息不对称。

此外，国家银行必须与卫生部和保险公司展开对话，共同探讨控制医疗成本增长的可行方案，从源头上解决医药保险涨价的问题。

坦白说，国家银行目前在限制保费上涨幅度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作为金融行业的“守门人”，国家银行不仅有责任审查保费调整的合理性，更应主动设立保费上涨的上限机制，以遏制保险公司滥用市场优势谋取暴利。

总的来说，在医药保险涨价问题上，国家银行责无旁贷，必须采取透明、严谨且公正的监管措施，重塑民众对金融监管体系的信心。

同时，保险公司也应深刻认识到自身作为健康保障服务提供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应仅以追求利润为目标。

唯有通过政府、国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更加透明、公平的保险市场，让医药保险真正成为保护人民健康的“守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