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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双刃刀/沈联涛、肖耿

中国数字经济的崛起势如破竹:中国占全球电子商务的比重已经高达42%。

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初创企业有三分之一在中国;中国每年的移动支付总额更是美国的11倍;但未来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要归功于其丰富多样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监管者和政府对技术发展的友好态度、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有7.31亿互联网用户,比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

这些因素为中国金融科技(FinTech)市场的高增长预期奠定了基础。

高盛公司预测,2016至2020年间,与消费有关的第三方支付量将从1.9兆美元(7.75兆令吉),增长到4.6兆美元(18.77兆令吉)。

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非传统贷款人贷款将从1560亿美元(6364.8亿令吉),增加到7640亿美元(3.12兆令吉);新的在线导向的资产管理规模将从8.3兆美元(33.86兆令吉),增加到11.9兆美元(48.55兆令吉)。

中国也正在加快人工智能(AI)方面的投资。

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报告《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影响》测算,取决于采用AI的速度,AI技术将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带来0.8至1.4个百分点的增量。

本月早些时候,谷歌AI中国在北京成立,由在中国出生的谷歌云计算首席科学家李飞飞主持。

但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变4关键行业

麦肯锡公司的最新研究《数字中国:赋予经济全球竞争力》指出,美国数字化程度仍比中国高4.9倍,而且,在中国内部,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和参差不齐。

在追赶及缩短差距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

麦肯锡公司指出,到2030年,数字化有望改变四个关键行业(消费和零售、汽车和交通、医疗、及物流)并创造相当于全行业10至45%的收入。

这将对现有的价值链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提升就业、消费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开放政策鼓励创新

为了确保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对突破性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与社会风险,中国需要实施明智的监管机制。

而这就需要审慎考察推动及制约技术进步的各种因素。

十年前,几乎没人预测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引人注目的数字经济突破。事实上,中国的两位互联网先锋, 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创业之初都经历过失败。

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及鼓励试验与创新的政策,这两家公司才能获得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在海外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腾讯在香港上市,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

他们利用新数字技术以及中国高质量的电讯及物流公共基础设施来撬动和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服务业,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崛起的先锋。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降低了交易成本、开拓了新市场、挤出了制约生产率提升的传统中介。

腾讯的微信降低了个体之间通讯、交流、协作和社会活动的成本,刺激了跨行业创新。

两家公司的创新成功推翻了制造、分销、媒体和金融之间的壁垒,帮助中国经济在规模、范围、与速度维度同步提升。

监管漏洞加剧社会问题

中国迅速崛起的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生产率、收入和财富提升,是民营企业活力与市场创造力的写照。

但各级政府也为市场创新提供了便利,明智地选择了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对新生事物采取网开一面的灵活政策,监管措施不但允许民企及市场不断扩张,还让这些市场成功融入全球经济。

营商环境失衡

但基于市场的创新具有内在不可预测性,而与创新有关的预期常常会过度高估或低估现实可能。

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监管和执法的滞后和漏洞加剧了营商环境的失衡,导致金融和债务风险、污染和收入不平均等社会问题。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在过去五年中,政府也确实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通常会使用传统、非系统性及现成的行政管理工具。

应急措施防灰犀牛

在过去一年,中国有关当局逐步收紧了对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互联网融资平台、影子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地方债务及证券市场的监管。

但这些应急措施在短期有其必要,却无法根除导致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些更基本的制度因素,即如何处理创新过程中的失败、损失、及监管漏洞等灰犀牛问题。

因此,中国需要构建更有效的制度与机制来应对企业破产、吸收损失、及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

特别是,中国需要健全的破产流程、有活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体系、以及一个旨在降低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累进税制。

同时,为了遏制一些市场不平衡,中国需要引入更强的竞争法、反腐败机制以及环境监管。

完善机制确保永续发展

数字经济天然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有利于全球化。

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数字经济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失衡,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在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具有大规模冲击力的时代,在突破性技术进步、人口老化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为了实现数字经济的潜力,并避免其可能的弊端,中国需要构建公正包容的社会制度来保护产权及确保有效的市场。

换句话说,一切都取决于清楚、合理、有效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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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企业家持更多股份 不代表就能将公司做大

(吉隆坡26日讯)他们都没有50%股权,怎么把企业做大?

YYC超越集团总裁拿汀叶欣向表示,很多企业家在设计股权架构时,总是将持股比例放在首位,想着持有更多的股份意味着对公司的控制权更大,可以让自己在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决策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其实,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面对不同的股权问题,也可能需要对股权架构进行调整来应对不同发展时期的需求。”

举例来说,Meta、谷歌、阿里巴巴等大型企业,创始团队在初创期普遍都握有较多的股权,但随着公司不断引进投资者来加速企业成长,创始团队的持股普遍越变越少,可是企业价值却越变越高。

“Meta和谷歌创始团队虽然持有的股权越来越少,但透过采用AB股的模式,他们依旧掌握公司的控制权,确保公司能按照原定的大方向前进。“

叶欣向认为,企业家持有更多股份不代表一定能将公司做得更大,公司的发展和增长受到市场竞争、行业趋势,以及管理团队能力等因素影响。

“很多企业家是一人创业,一个人持有整家公司,但除了戴森(Dyson)之外,我们几乎很少听说一人公司能取得成功。这说明就算企业家拥有大量股份,但如果没有找对的人才、股东和战略规划,公司也无法实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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