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中国在互联网、通信、交通以及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让世界刮目相看，特别是高铁网络的快速形成，让西方发达国家大跌眼镜。

也许是缘于政治体制的表象，外界总是把中国经济的成功误解为践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结果——如果国家资本主义确实可行的话。

拥有巨大资产份额的国有经济，制定广泛的产业规划和支持政策，以及强大的国家力量，这些很容易被视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不过，这种看法仅流于表面。中国的经济成功远非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所能概括。即使过去10年国家力量在经济活动中有所加强，也未必已经形成稳固不变的模式。

中国拥有独特的政党体制，而它有长久的发展目标。

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反而维持了其必要的弹性，以在不得不改变其模式时做出改变，确保经济不长期偏离发展轨道。

因为这样，过去40年间，尽管中途时有磕绊和短暂偏离，但中国总体上还是在推动经济自由化和结构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而中国能做得到这些，表明其在指导思想上并不接纳并力图避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自推行改革和开放国门的政策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先进国家的汲取经验和有效的制度，无论是现代公司治理和金融市场，还是宏观管理的工具箱，均无例外。

不可否认，在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之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非其它国家所能比肩，尤其是在知识界和商业精英领域。

政府执行力强

多少年来，中国的主流精英和政治领导人亦清楚懂得，进一步推行尚未完成的结构改革和更全面的市场开放，对于经济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也因为这样，他们从未拒绝接纳全球最佳实践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的标杆。

政府的执行力在中国经济成功中当然很重要。

中国这方面的表现优于大多数发展中和转型经济的国家。这源于中国保存完好的国家力量，为的是维护国家多民族统一为一个整体。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自由化之后，中国的政治依然将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置于优先地位。

中国在教育、科研、医疗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远远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国家力量和政治秩序是重要前提。

彻底分权推动变革

不过，这还不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几十年来中国的威权政治允许并鼓励地方的试验、学习和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活动。

邓小平推行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把经济发展的权力下沉到各级地方政府，并推行了向下的财政分权，而分权产生了竞争。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

也是这种向地区分权的体制让中国的治理体系在经济上具有了联邦制的特征。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变革的动力。

没有这种事实上的经济联邦制以及中国的体制对底层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的接纳，中国不可能抓住机会成功地在经济上快速追赶，不可能有今天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平安。

过去10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硬科技和金融科技的公司纷纷出现，让人刮目相看。

与那些基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不同，这些由企业家创造的公司拥有巨大的创造力并向全球型公司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一家在深圳成立不过9年的小米集团，成为《财富》2019年世界500强中最年轻的企业。而正是从这个体制的底层不断崛起的公司塑造了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全球的竞争力。这已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所能解释的现象。

加快结构改革

认识中国经济过去40年成功发展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因为它作为一个现象还未能真正被理解，但同时也告诫和提醒中国自身，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强大执行力和有作为的国家，即便已成为国力雄厚的经济体，在未来保持一个开放、学习、鼓励、包容企业家精神与底层创新活动的经济体制依然至关重要。

面对已有的经济成就，中国依然要清醒认识到，距离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有相当的距离。任重而道远，不得松懈，不然就会半途而废，甚至不进则退。中国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

这些年中国政府似乎已接受了经济增速下滑的现实，但不可否认增长的下行有结构性的原因。

这是需要正视和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需要加快结构性改革来防止在经济下行时出现“国进民退”和资源错配、要更多地开放而不是挤压私人经济活动的空间，保护企业家一如既往的创新热情，也要看到分权和维持开放竞争的经济联邦制的巨大好处。

同时也要按照已定行动计划加快改革国家治理方式，建立现代治理体系适应向更公平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只有这样，中国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之上才可成功敲开走进先进而富裕国家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