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最近一直在警告，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徘徊在危机边缘。他们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极高的资本投资驱动的，而私人消费则受到了抑制。那么危机真的如许多人预测的那样迫在眉睫吗？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的确可以被称为投资驱动型。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借助其高储蓄率来维持极高的投资以支持发展，同时政策制定者经常将基础设施支出用作反周期政策工具。

比如2009年中国政府就出台总额4兆人民币（约2.7兆令吉）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对冲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

截至那年年底，中国的投资增长率飙升至30.1%，总投资额占GDP的比率达到了45%。

但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膨胀和减轻通胀威胁，中国于2011年撤销了该政策。此后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去年仅为3%——且自2017年以来一直低于GDP增速。

如今中国的国内消费已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去年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82.5%，投资则为28.9%，而净出口的下滑（-11.4%）则拖累经济增长。

中美消费结构大不同

根据我的计算，2023年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占据了GDP的54.7%、42.8%和2.5%。

当然，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远低于美国——该指标在2019年占前者GDP的56%，而后者则为81.5%。但两国的消费结构其实大不相同：中国服务业占最终消费的比例不到 5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三分二。

此外，中国的服务价格远低于美国。在排除价格差异因素后，我发现2022年中国的商品（包括餐饮）总消费支出占GDP的37%，而美国为28%。换句话说，就商品而言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超过了美国。

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评估的，则是2022年中国的消费贷款额（不包括抵押贷款）相对GDP的比率为14%，与美国和日本大致相当。

然后是住房自有率。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家庭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住房，因此，当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的人均建筑面积也非常高）。

房地产投资比例高

在我看来，购买昂贵消费品和买房居住并无本质区别，但前者被计入消费，后者却被计入投资。

就房地产投资而言，中国也是全球该比例（占GDP）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就涉及到了储蓄率。批评者关于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高估了其程度。

家庭收入占GDP 60%

人们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GDP的40%。但这一数据是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和公布的家庭调查数据，因此可能存在向下偏差。

与调查数据相比，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发布频率较低，关注度也较低，但该表显示2019年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相当于GDP的60%，而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个数字更为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0%至30%之间，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处最低水平之列。无论是政府收入还是家庭可支配收入，都不可能只在GDP中占据如此小的比重。

因此，中国的情况可能会比悲观论者所说的要好得多。虽然经济能借助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受益，但只要通缩威胁萦绕不散、收入增长停滞不前、股票和住房价格下跌的话，就很难说服他们这样做。

中国政府方向正确

毕竟消费是一个关于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这就是为什么促进国内消费的第一步是快速启动经济增长，而这需要由政府资助的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似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财政部已宣布计划在今年发行1兆人民币（约6667亿令吉）的超长期国债——首批已于上周发行——并将在未来几年发行更多。财政部还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更多政府债券。

此次债券发行对中国来说是一次考验。如果取得成功，那中国政府就可能会发行更多债券，来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以抵消消费增长放缓和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政府还需要筹集更多资金，来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如果中国要实现今年GDP增长5%的目标，那就必须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这意味着发行更多债券，同时鼓励中国人民银行从二级市场，购买更多政府债券并进一步降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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