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马中关系（第二篇）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的果敢与强势，会否造成马中关系降温或疏离？这一场经贸风波，会否影响甚至改变未来的马中关系？

国际舆论迫不及待地将马哈迪与我国划入“反中、反一带一路” 的立场，但评论学者否定反中论，并认为此时是马中两国关系和投资理念的磨合契机，甚至有助进一步促使马中关系升温。

从东海岸铁路到石油输送管大型投资项目相继被暂时喊停，希盟政府一再强调是基于国家经济利益而紧急刹车，中国方面和国际评论则将事件焦点上升到“继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之后，一带一路又在马来西亚遭挫”，甚至评析“马来西亚的底气从何而来？”

至于国内反应，普遍上支持新政府当机立断的决定，并且对过去一个月来马中两国相互派出特使访问的积极表现，乐观看待即将展开的正式谈判，深信能纠正前朝政府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但无可否认，始终有人尤其政敌，却又对马哈迪对于中国的立场，以及未来马中关系的新发展，会否走向更好的局面，心存疑虑。

分析认为，马哈迪敢于接连暂停中资项目，一方面是针对前朝政府的政治斗争，一方面是大马对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是马来西亚与中方谈判的两大筹码。

投资理念与中国不同

对此，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胡逸山博士强调，“必须先了解马哈迪的投资理念与中国不同，但绝对没有反中，更没有反对一带一路”，而“马哈迪时代的马中，比任何一个领袖时期更加如胶似漆”。

“投资对于马哈迪而言，就是某外国企业来我国设厂，为我国人民制造就业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技术予我国，这是很传统的投资概念，也是邻国泰国、越南和缅甸转向工业化的投资模式。这是马哈迪认为最恰当、舒适的投资方式。”

但是，中国的投资理念和经验却是“要致富，先修路”——唯有基建先行，才能带动经济快速发展。

“他们（中国）认为要先把基础建设做好，公路、铁路、水电供应到位，就会吸引海内外的人前来投资，所以基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这是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并且是铁板钉钉的成功经验，所以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将这种成功的发展经济理念和做法复制、延续、分享或扩大到其他沿路国家。”

仅不满前朝借大项目中饱私囊
马哈迪没仇视中国

新政府认为，前朝政府利用这些大型合作项目中饱私囊，导致国家背负沉重债务，重伤国本和人民，因此喊停，坚持重新检讨和谈判有关项目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造价过高的问题。

胡逸山认为，即使如此，希盟新政府并非怪罪中方，而是怪罪前朝政府，利用马中关系和一带一路发展，“趁机逼迫”中方抬高价格，这一点也从马哈迪数次在官访时为中方辩护，以及强调马中关系始终友好的表态中，清楚体现和证明，他对中国并没“仇视感”。

喊停项目非全中资

他认为，项目喊停并非针对中资，而是恰好有关项目与前朝政府有关，所以“中招”，但并非所有喊停的大型项目都有中资参与。

“所以，投资理念的不同，以及前朝政府的舞弊嫌疑，成为暂停这些项目的两大原因，希盟政府的最主要考量是国家经济利益。”

他说，若不当机立断喊停，等于任由问题恶化。

“重新检讨和谈判不合理的条件，厘清问题，才能达致更良好的合作。从这一个多月的演进看来，马中双方也展现积极协商，尽速解决问题的诚意。

“在权衡得失轻重之间，必然要果断选择，暂时停工或许让双方都受到一些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和未来发展，而不论终止合约（毁约）或拖延，对双方都有弊无利，也不是双方想要的处理方式，所以速战速决，互相让步，相信会是最正面的处理方式。”

他说，马中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无论从政治或经济层面，马中两国都是不能没有彼此，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

战略盟友唇齿相依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龙头老大，更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讲求务实的马哈迪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中国也不能失去马来西亚这个盟友，因为我国处于一带一路发展的枢纽位置，也是东盟区域里配合度和信誉最高的国家，而且政治和经济环境稳定。

因此，胡逸山认为，马中关系依然乐观，中资也不会因此减少。此次的决策在初期或许会造成一些小影响，但两国领袖都是务实的人，双方关系也会很快恢复，甚至更胜从前。

陈亚才：经济政治两大考量
切断前朝政商关系

时事评论人陈亚才认为，经济和政治，是新政府对多项大型项目紧急刹车的两大因素。

在经济层面，以东铁工程为例，两个阶段共810亿令吉的惊人造价是最大问题，与经济学家佐摩评估的300亿令吉差距太大，落差整整两倍的经费或估价是否被用作“其他用途”？

“令人觉得微妙的是，不论是马方或中方，都没有反驳这个疑问。”

他从政治因素进一步分析，此举也将前朝政府的政商关系切断，更切断前朝政府和各政党或领袖直接或间接的财务来源。希盟政府同时也通过“揭发弊案”的手法力揭前朝政府的贪腐，以巩固其新政权，证明选民的选择是对的，并借此延长“蜜月期”，以便有更多时间落实百日新政。

“所以，不论从政治或经济因素看，都有重新检讨项目合约的必要。”

恢复工程可能性偏高

无论如何，他认为，从马哈迪和希盟政府的谈话、与新加坡和中方等各方面的互动，都透露出“重新恢复原有工程的可能性偏高”的讯息，只是需要重新议价，或是规模及合作条件上有所改变。

他说，两国的考量重点不同，我国主要是政治考量，中国的考量重点则是经济。

“对比早年中国在处理商务问题上的策略，如今是在商言商，民族情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折扣，换言之，有20%以上华人的大马并没有因此受惠，合约反而比市价高。

“另外就是一带一路。马来西亚在沿路60多个国家里，被中方排名在配合度最高的5大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的重要性就是作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据点，相比他国如泰国、新加坡和印尼，这些国家皆保持观望，没有与中国建立紧密关系，所以马来西亚就成为重要伙伴。”

他补充，我国是先喊停的一方，而且对马方而言，有关工程并非紧急计划，但中方却不想失去我国这个据点，而影响一带一路的发展。

此外，新政府公开喊停的做法，也等于是对国际的一项宣布，不止影响马中关系，也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因此，在处理有关问题上，不只是合约谈判，而是综合性的考量，包括经济、政治、一带一路、国际形象。

对外资不照单全收

陈亚才认为，不同外资有不同的投资，可满足我国的发展需求，我国可选择招揽所需要的投资性质，而不是照单全收。

“有关外资是否对我国的长远发展有正面帮助和利益，正面和负面影响（利弊）的对比、会否破坏环境造成长远危害等等，都是一个国家在选择外资时的考量因素。新政府对中资就是有检讨、评估、选择性的。”

锺志强：善用中国优势
可引进AI科技投资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UTAR)副校长兼优大商业与金融系教授锺志强博士则说，中国在基建和科技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有所谓的“高铁革命”、“微信革命”、“AI革命”（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经济革命”，我国可着重引进这几方面的投资，尤其是人工智能科技方面的投资。

“我国缺乏人力，引进人工智能发展可提高生产力，发展和支撑本地企业，减少依赖外劳，则有望带来革命性的进展，走向高科技经济。”

他说，过去2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表现不俗，如今迈入人工智能时代，也应与时并进，若能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与中资达到互惠互利的合作，对我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和益处。

“我认为这模式是可行的，若能吸引符合未来发展需求的投资，比如微信、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经济方面的投资，一方面可满足中国的基建条件或需求，一方面可迎合本地发展需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那马来西亚在未来20年，将会取得高速的增长，要达到高收入国的目标也不会太遥远。”

工程刹车处下风
谈判靠打“关系”牌

不同于胡逸山、陈亚才及大部分舆论对我国在谈判筹码上具备优势的正面看法，锺志强认为，我国已不再是东盟最具优势的经济体，虽然在政治关系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经贸谈判上，却不再形势大好或必然占上风，马中友好关系或许是唯一能仰仗的条件。

“合约签了就要遵守，毁约就要赔偿，即使带到国际仲裁庭，也是根据条约裁判，这就是我们处于下风的一点，所以只能靠双方都愿意谈判，并且以马中关系为前提。”

对他个人而言，最初认为马来西亚不可能全面停工毁约，拖延是短期策略，直到中介承受不住成本压力而放弃，但这样的可能性极低。

“东铁肯定不会停工，但可能把范围缩小，或是将支撑站点，修改或增减，比如将文冬的站点改去其他地方。我国在泛亚铁路里是具有非常建设性的位置，因此在友谊为重的前提下，互相让步。”

掌握优势互惠互利

他不讳言从政治角度来看，我国确实具有谈判筹码，但是我国的投资条件并不比其他东盟国家占优势，单单薪金方面，就高于泰国、印尼和越南，他国资源不比我国逊色。

所以，他强调，我国必须掌握优势，拿捏好分寸尺度，互相尊重，以互惠互利。

他补充，根据国家银行的数据，2015年我国最大的投资国是美国，接着是日本和香港，中国其实是第四大贸易国，若中国投资减少，美日港等其他投资也未必会增加。

“从投资项目和条件来看，中资所投资的是大型基建项目，比如铁路、电讯业、快铁、高铁、油气等，而美国和日本则以制造业居多，所以未必存在此消彼长的可能。”

下篇预告：金融及商业学者剖析喊停中资大项目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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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陈绛雪 摄影：姚春显、陈成发、黄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