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私营化和外包服务的失败和滥用后，国家和政府的角色获得重新评价。私营化的早期提倡者后退了一步，却前进了两步，而未推进公共私人界伙伴关系（PPPs）。

政府担保长期合同

PPPs本质上是政府担保的长期合同，让私人界建设（和有时经营）传统上由国家提供的主要基础设施项目或服务，例如医院、学校、公路、铁路、水、卫生和能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相关的许多政府和一些多边发展银行（尤其是世界银行）推进了PPPs，作为达成发展（包括“永续发展目标”（SDGs））所需融资缺口的解决方案。

1990年代末以来，在从保健和教育到交通和基础设施的许多领域，许多国家采纳了PPPs，成果不一。那在发展中国家较不常见，但在快速变化中，许多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如今已引入赋能立法和启动PPP项目。

要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PPPs如今是越来越受欢迎的方式，不过水坝、高速公路、大园丘、管线和能源或交通基础设施可能破坏栖息地、迁移社群和摧毁自然资源。一般上，社会和环境立法被弱化或局限，以便为PPPs吸引投资者。

还有为数越来越多的“肮脏”能源PPPs，摧毁了环境、破坏了渐进的环保努力，并加重气候变化。PPPs也导致强制迁移、镇压和其他对当地社群、原住民、被迁移农民和劳工等人的滥权。

私人界多于公共领域

尽管如此，PPPs的经验大多（虽非全部）是负面的，而且很少PPPs交付了有公共利益的成果。有一些基础设施PPPs被认为是成功的，主要归因于融资安排。一般上，医院和学校的PPPs表现比基础设施差很多。

一个差劣的PPPs项目，可以有优良的融资安排，是因为有优惠的利率。无论如何，全世界的私人融资仍占了基础设施融资的一小份额。不过，优良的融资安排不会让一个差劣的PPPs项目有任何改善。

PPPs一般上牵涉公共融资，让发展中国家吸引（经常来自海外）有影响力的私人公司投标。外国政府要支持大型企业在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投标PPPs合同，“混合融资”（出口融资和新假定的援助安排）成了一种方式。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安排愈发被看作是海外发展援助，作为北南、南南或三角发展合作。

就像私营化，PPPs经常增加用户的收费。PPPs合同经常以其他方式（东道主政府慷慨奖励和其他优惠）破坏公共利益，经常妥协或破坏国家监管公共利益的义务。PPPs可以限制政府制定新立法和其他政策（例如加强环境或社会监管）的能力，可能对公共利益有负面影响或限制。

PPPs破坏国家主权

PPPs合同一般上很复杂。谈判受到商业保密性的影响，让公民社会和国会议员很难为公共和国家利益提供制衡。这种有限的透明度显著地增加了贪腐的可能性，并破坏了民主问责制。

要达成效率增益，和承认PPPs相关或有负债的长期财务意义，建立所需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把公共债务转移到政府担保债务，不能真正地减少政府债务责任，反而模糊了问责制，因为它是在预算以外进行，不再受国会（更妄论公众）监督。

因此，PPPs较大可能被滥用，因为它们一般上“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因此不以政府债务的形式出现，制造了“快钱”或信贷的幻象。与所宣称的相反，PPPs一般上对牵涉的政府的风险大于私人公司，因为如果事情出错，政府可能需要介入，承担成本和责任。

PPPs也破坏民主和国家主权，因为这种合同倾向于透明和受不负责任的国际裁决（而不是国家或国际法庭）影响，以便遵守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承诺。例如，在世界银行提议的PPPs合同下，国家政府甚至可能为工人罢工的损失而承担责任。

政府收购有效率低成本

当然，一个替代方案是政府或公共收购。在许多情况下，PPPs成了最昂贵的融资选项，而且成本效率远低于透明的竞争性政府收购。比起在公开竞争基础上的政府收购，或以政府借贷直接为项目融资，政府长期付出的成本显著更多。

一般上，尽管有政府补贴的信贷，PPPs远比政府收购更昂贵。不过，如果能胜任的政府良好地工作，政府收购是可以有效率和低成本的。

有能胜任的政府和可问责的顾问，有效率的政府收购一般证明成本效率远高于PPPs替代方案。因此，确立通过PPPs可达成有意义获利的时机和原因，以及不可能获利的时机，是很重要的。

（佐摩为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