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副贸长刘镇东】

独家报道：苏韵鸰  摄影：骆建强

（新山28日讯）全球企业的营运模式已从过去30年的“及时供应”(Just in Time)转变为“以防万一”（Just in Case），有望为大马经济带来二度起飞的潜能。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指出，后疫情时代，全球企业经济模式和形态已大不同，尤其是过去30年来贯彻的“及时供应”生产模式，显然走不下去。

反之，外资企业在投资考量上，不再讲究便宜，而是更注重安稳，趋向“以防万一”模式，并在东南亚国家增加一条产业链，形成“中国+1”或“台湾+1”的形式，大马可凭着优越的条件，成为外资心中的“+1”选择，搭上这趟经济列车。

他日前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说，过去，企业在“及时供应”的营运模式下，都在精准计算管理，企业在整个作业流程中，可在50个国家的生产线采购材料，再运输到一个地点进行组装完成品。

刘镇东：马新工业整合可双赢

只需2/3狮城薪资 越堤族料回流

刘镇东认为，外资企业只要在大马支付相等于三分二新元的薪资，相信会吸引许多大马人回流，我国就会有所需的人才。

他指出，大马须跳脱“被归纳为东南亚国家之一”的框架，打造能与新加坡媲美的高端工业重镇，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把外流到邻国新加坡的熟练技工都吸收回来，为国效力。

“大马具备优越的条件，唯一欠缺就是人口红利。人口少，无法与印尼或越南公司一般拼廉价劳工。”

在这方面，他认为，马新两国应把工业整合得更好，提高大马的工资，也减低“越堤族”在新加坡租房的压力，或者新加坡一些工业在大马操作，提供现有薪资（按新元计）的三分二。

他补充，此举有多个好处，一来新加坡企业可节省成本，二来则是员工无需在新加坡居住，增加住房压力。

根据外资企业的策略考量，尽管新加坡是全球金融中心，工业能与全球接轨，但新加坡的缺点是营运成本高。

“来到新时代，过去对经济、成本结构、资源使用的想法，都必须重新思考策略。”

结束低廉模式向上攀比

“大马必须结束低廉模式，因为永远不会找到足够的工人，其他国家也在提高薪资招揽员工，我们(大马)只能往上提升，不能再往下竞争。”

刘镇东认为，早在20年前，大马就不应往低端工业发展，因为过度依赖廉价劳工，就须聘请外劳，但印尼工业持续发展提高工资，如今印尼籍劳工也不再来马，印尼公司的薪资可能比大马公司高，无需再漂洋过海来谋生。

“所以，吸引人才回流，让我国工业升级到媲美新加坡的水平，是我们需要的思维跳脱和转向。”

他坦言，目前我国没有一套“清楚”的想法，把大马企业拉到与新加坡企业媲美的同等水平。

“但其实，新加坡可做的事情，几乎大马也是能做。”

要把外资目光移向大马

刘镇东认为，马新经济关系不一定是竞争，也可以是互补，这样对新加坡的好处也很大。

他举例，当新加坡企业扎根东南亚国家，企业总部设在新加坡，但工厂未必也在新加坡，可能选址大马柔佛州或印尼峇淡岛。

然而，自中国经济崛起以来，全球企业都“遗忘了”东南亚国家，仅看到新加坡，甚至把本区域归纳为“新加坡与其他东南亚国家”，而大马则归类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中。

他说，在欧美企业眼中，大马被归纳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并没有认真看待大马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不同点，不过如今市场已改变，全球企业的目光已注意到东南亚国家。

供应链求稳宁多产

企业不再“刚刚好”

刘镇东指出，如今不少企业都已改变思维，从原本的精打细算，一切计算刚刚好，转变成预备产能，即使开销多一点也不要紧，趋向更稳定的产业链。

“企业也不再纯粹讲全球化，而是确保生产链不要拉太长，不要涉及太多国家和太多船运，尽量接近生产地，贵一点也没关系。”

关注“经济安全”

这是因为企业为“以防万一”，避免再因突发的不利因素而遭受重创。因此，当今的企业都在关注“经济安全”，而不再只是经济效益。

他举例，3年前冠病疫情爆发时，槟城的工厂因行动管控令关闭两个月，半导体芯片短缺，连带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加剧芯片短缺的窘境，也导致全球多家汽车大厂被迫暂时停产。

“中国长达3年的清零政策，不仅令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中美贸易战之间的冲突，也对我国的工业生产链有所变化。”

在这样的大势转变的背景下，许多企业计划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包括考虑来马投资，整体生产模式已改变，带动大马经济二次起飞的可能。

“+1”模式分散风险

大马从中分一杯羹

“如果大马企业能跟上脚步，搭上这班列车，就有市场。”

中美贸易战令全球科技业者开始考虑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投资设厂，以分散风险，后来冠病疫情爆发，各国实施封国等防疫措施，导致许多工厂停工停产，产业链断链问题，进一步促使厂商加快重新布局。

刘镇东坦言，这就是契机，许多欧洲、美资和中国企业在中国境外，来到东南亚国家开设生产线，以减少对中国生产线的依赖，中国生产线维持中国国内市场，而外国市场则从东南亚国家企业采购。

他透露，不少欧美企业向台湾电子电机生产商，提出实施“台湾+1”的要求，不把所有生产线投放在台湾，必须分散到其他地区开设生产线。

他说，尽管美国政府现阶段提供津贴，让美资企业回国设厂，倘若美资企业不想依赖中国作为主要物料供应商，就要在其他国家寻找替代方案，首选增设生产地是墨西哥、东南亚国家或印度；而欧洲企业除了在欧盟成员国设厂外，都把目光投放在东南亚国家。

两年吸引5740亿投资

在2021年，尽管全球遭遇冠病的侵袭，但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批准了3094亿令吉的投资，2022年则获批准投资总额达2646亿令吉。

刘镇东表示，过去两年我国吸引大批投资，承诺的投资额也创新高，这项成果凸显全球投资者选择我国作为投资国，以寻求稳定和长期投资机会。

薯片晶片附加值大异

出口应追求多元高端

“关键就在你出口的是‘薯片’还是‘晶片’，完全不一样的附加值。”

刘镇东认为，尽管目前全球有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过度依赖单一产品，例如农产品，那么即使有关国家参与再多自贸协定，所享有的整体经济效益依然偏低。

“这是因为你卖薯片给人家，人家却卖晶片给你。”

他认为，这就是生产薯片与晶片的区别，大马不能单靠生产食品加工，缺乏多元、高端和附加值的工业，否则国家达成任何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徒然。

“根据统计，大马七成以上的出口，是供应给有贸易协定的国家，最主要是中国。”

他透露，贸工部等部门草拟的“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即将在今年第三季出炉，厘清新时代的经济与工业方向，包括工业政策的转型，从而拟定高素质活动的工业发展方向。

他说，配合这项蓝图，深化生产和吸引外资创造高价值工作，带动本地中小企业向上提升技术水平，融入国际供应链，拉高薪资达到社会效益，最重要是让小市民享受经济成果。

疫后4大趋势挑战大

刘镇东预见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迎来4大长期趋势，包括疫情反复、气候变化、政策及地缘政治斗争。

他相信疫情或会卷土重来，干扰或总体的错乱，引发金融危机，而国际和国内的贫富悬殊差距也会变成大挑战。

“另一个挑战则是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水灾、风灾和林火肆虐等，以及全球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作出的政策。”

去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调动3690亿美元(约1.62兆令吉)投资用于遏制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脱碳，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气候投资，这项决定对全球工业影响甚远。

良莠不齐“不上不下”

企业须思考路在何方

刘镇东指出，大马拥有不少中高端产业，也有中小企业成为跨国企业供应链的一环，但却有一些工业仍处于“不上不下”(停滞不前)。

他坦言，大马政府推行的工业改革4.0，想法是很好，但有厂商反映，实际上厂商处于工业1.0状态，要实现工业改革梦想太遥远。

“我明白企业的顾虑，担心一旦自动化，人手生产变自动化，生产力从每日1000件增加至2万件，产品要卖去哪里？担心市场问题。这是回到鸡与鸡蛋的问题。”

他认为，在新时代下，许多企业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把中国的高端生产线迁移到东南亚国家，也有外资企业继续中国的生产线，应付中国国内需求，而境外生产线则供应全球市场，大马企业应把握机会。

转型数字化才走得远

他强调，工业自动化减少过度依赖廉价劳工，增加企业研发和技术含量，企业才能走得更远，当然政府也了解企业面对资本问题，若要打通“任督二脉”的金融体系协助企业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也必须相对便宜，让机器化成为社会普及的现象，搭上外资企业迁移东南亚的这趟列车，扩大市场。

另一方面，随着环境、社会与监管(ESG)意识抬头，大马交易所规定限制上市公司申报碳排，他提醒国内中小企业也需满足ESG条件，否则未来将被新时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