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讲不讲华语,这太容易讨论/周若鹏

吉隆坡市政厅拆除以中文为主的广告牌,我心里有一丝不快——只有一丝,习以为常了,何况商家取巧,广告设计和申请时的样板有出入。

捍卫国文本天经地义,但当局明文指示其他语文不能凌驾国文,我们难免会有一丝寄人篱下的失落,简称不爽。

这也许就是何以那么多人不爽讲华语运动。别人贬低中文,我们不爽;“自己人”鼓励讲华语,为什么我们也不爽呢?

这件小事没在媒体上出现,是因为已没什么新闻价值。两年前该运动主席批评前交长陆兆福在电台用粤语,才会惹来大众讨伐,我的立场无需重复(简单说是不尽认同)。

如今一个小组织独自在面子书嚷嚷,为什么值得一群网民争论不休?

叫我感兴趣的不是讲华语运动的言论内容,而是普罗大众的反应。

讲华语运动鼓励讲华语的语气,是与其他方言为敌,如此态度当然叫大家不爽。不平则鸣,我们会参与讨论是因为主题切身,但让众人踊跃发言的更大原因是:这事情很容易讨论。

个人立场没对错

首先,该运动的主张非常简单,小学时老师就教我们多讲华语、少讲方言了。每个人就此事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没有鲜明的对错,支持这些立场的所有论据多是个人见解,无须费功夫考证,也一样无所谓对错。再者,这些争议大概不会有任何结论,就算有,也不会为社会带来什么实质影响,这可不像在国会为新法案辩论。也就是说,大家对讲华语运动的反应,都是白费唇舌,徒为他们提高可见度罢了。

如果课题不是讲华语与否,而是更复杂的事,比如选举制度改革吧,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热烈讨论呢?不会。这课题和讲不讲华语一样切身,但一般人很难加入讨论,因为需对选举制度有深入认识。没有认识,就难有立场,就算有,缺乏理据也不易捍卫,于是大家选择沉默。

选举制度改革比讲不讲华语有更实质和长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参与讨论者得为自己的言论负上更大的责任。讨论这样的课题,实在太吃力了,然而这些才是值得我们费劲的课题。

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如果需要普罗大众参与讨论重要且复杂的课题,同时希望获得大多人支持,那么除了在知识分子层面的深度讨论外,必须另外设计一种像讲华语、讲方言如此小学程度的讨论空间,以便普罗大众可入门参与。

先要引得大家在心态上参与其中了,才可能主动更深入了解议题。这不是取巧吗?也许是。

但这么想吧,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去了解你的论述,你要花一代人的时间去讲解温室效应,等地球烧焦掉,还是说汽车排废气会造成空气污染、伤害肺部,请你少开车,就够了?

说回讲华语运动,且不论我有多么不赞同他们对待方言的态度,他们从2011年成立至今还在发声,至少这份坚持还能赢得我的些许敬意。

反应

 

灼见

书展和我无关了/周若鹏

十几二十年来,这是第一次,书展和我彻底无关——我真的很满意这样的状态。我不去参观,没上台演讲,甚至连朋友想约在那里见面,我也拒绝。这不是抵制,但很像。
过去干出版社的时候,书展和工作息息相关。我们的脉搏随书展跳动,书籍面市总要赶上这个大卖场的日期。准备资金,筹备人员,说有多忙就多忙;上游印刷厂的工作量更可怕,大家都在这个时段赶书。

但忙到最后我们的收益并不怎样。展场的设计总是让人流先经过主家,书买得差不多了,才经过我们这些帮忙分摊租金的小展商。然在商言商,亦无可厚非。

我干出版 书展干我

成本越来越高,除租金以外还有额外费用,比如运输、办活动等等。有些费用合理,热门时段要用舞台须另付费,大家都要抢周末高峰时段,总要有个筛选机制。有些费用是莫须有的,收费方心知肚明,就不公开挑明了,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压碎了我对未来与企业良知的虚妄预期。我干出版,书展干我。

到后来从小盈变大亏,只能安慰自己说把开销当营销,跑活动不一定为了赚钱,而是用来给产品、公司品牌曝光,耕耘未来。不过,那些忿忿不平都随着我离开出版业以后,皆成云烟。问题未曾解决,只是继续由其他人去承受那一团云、那一头烟而已。

书商、出版社必须依赖书展吗?也不一定,我至少接触过两家赫赫有名的公司是不参加书展的,理由是条件谈不拢,也没人聆听他们的诉求,这是比较委婉客气的说法。他们依赖自家网站、社媒和店面,这么多年了都十分稳定。

其中一家的老板对我说,不仰人鼻息一点问题都没有,营业额半点没掉,可见只要自己能接触读者就行了,如此公司存活得自在有尊严。我当时没有那种底气去破釜沉舟,结果会如何永远不知道了。

此后我就是个普通读者,和书展无利益瓜葛。我只想静静读书,不必刻意去凑热闹。我也是个普通作者,新书《阶段之死》快出版了,这回刻意避开书展,也不在连锁书店上架。我不能为一时意气赌上整家公司的命运,但赌上一部自己的书,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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