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职业不分贵贱,却为何非要“贱”?/江振鸿

日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在2019年,我国有39万名,即大约72.1%的考生在考完SPM后,不愿意继续升学。这些17至18岁的少年不愿意继续深造的原因,是因为认为高学历不代表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

一些大马教育文凭(SPM)毕业生受访时更是表示,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他们还是可通过送餐员的工作,每月获取3000至4000令吉所谓的可观收入。

首先,送餐员所谓月收入3000至4000令吉,恐怕是之前我国管控令期间不能堂食的“行情”。而目前防疫措施已大幅度放宽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人仍会使用送餐服务呢?

没学历 门槛低 竞争大

我的订餐应用程式,自从去年可以堂食以来,已几乎一年没有启用了。

第二,电召车及送餐员这些都是属于的体力活,一名二十余岁的年轻人,每天也许可以工作16小时以赚取高收入,但是当他年届四十余岁时,是否还有那个体力去工作16小时呢?

没有学历要求的这些行业,更是意味着其门槛非常低,随时得面对新加入的大量竞争者。而其未来的成长及增值空间是有限,因为这些工作并任何无技术可言,意味这些工作并不会随着你工作经验及技术的增长,有所增加。

第三,网红虽然收入不菲,然而,除非你有过人的先天条件例如长相过人,或者有好歌喉,否则不学无术的你,将如何持续推出高素质的作品来吸收或维持流量呢?

第四,就算没兴趣或因故没有机会升学,大可选择一些有升值空间的行业,即日后可掌握一技之长的工作,例如理发、美容、修车、电工、水喉工、厨师、裁缝师等。

这些工作,当处于学徒阶段的起薪也许远不如送餐员,但是一旦掌握相关的手艺后,或自行创业,或成为雇主倚重的头手,前程不可限量。

不升学造成恶性循环

第五,相信许多SPM考生不想要继续升学,是因为大学毕业后难找到理想工作的现象。

但是,如果大家在考完SPM后都不愿意继续升学,只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大学生毕业后难找到高薪高价值的工作。因为当一个国家只有不到30%的人拥有高学历(大约72.1%的SPM考生不愿意继续升学),那么国家日后如何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或吸引外资,以创造更多高薪高价值的就业机会呢?

所以,虽说职业不分贵贱,但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为何不选择“贵”,而非要选择“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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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PADU是否多此一举?/江振鸿

PADU系统,似乎多此一举。

首先,因为PADU系统的目的,是为了鉴定相关民众是否符合获得目标式补贴的资格。如果以普通正常人的思维度之,在输入收入资料的那一块,恐怕只会少不会多,或至少与申报所得税的收入相同(以避免税收局因为收入资料的不符合,而找上门来)。

所以,民众的收入资料,国家内陆税收局恐怕已是齐全,只要PADU系统能与内陆税收局的数据库连线,所有有申报所得税的民众的收入资料,一览无遗。

第二,此PADU系统也需相关民众输入其所负担的人数。

这点意义很重大,因为同样的收入,如果负担的人数不一样,其可支配收入也将不一样。如果有关当局是以扣除负担人数后的可支配收入来决定是否获得目标式补贴的资格,可也无形中,鼓励我国的生育率,因为这个补贴将是长期性的,不似一些华团那一次性的所谓生育率奖励。

而就如上述收入资料的例子,只要PADU系统能与国民登记局的数据库连线,所有相关民众的孩子乃至父母的这些资料,也将一览无遗。

补贴资格是否公平?

此外,PADU系统也需输入相关民众目前的保险及银行,包括车房和个人贷款的每月偿还负担数(Commitment)。

虽然政府尚未公布这项目标式补贴资格的计算方式,但是如果其计算方式是以收入扣除所有这些车房和个人贷款偿还负担数额后的可支配收入,来决定是否获得目标式补贴的资格,这则无法令人苟同。

因为同样的收入,有能力买车买房的人,比起没有买车买房且被迫租房帮屋主偿还房贷的人,更易获得针对式补贴的资格,是否公平?

同样的收入,那些买大车大房(车房贷偿还负担数额较高)的人,比起只买可负担的车子及房屋的人(车房贷偿还负担数额较低)更易获得针对式补贴的资格,是否公道?

而同样的收入,那些理财能力低下,所以得申请个人贷款来偿还因过度花费而造成的债务的人士,却比起因为善于理财,所以无债一身轻的人士更易获得针对式补贴的资格,这又是不是对于鼓励人民精明理财的目标,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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