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美要中国自废武功/罗汉洲

美国总统拜登于4月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财长耶伦随即后程前往中国,据说国务卿布林肯也将访问中国。

表面上看来,美国似乎要向中国释放善意,亟待与中国修好,其实是虚情假意,都是为拜登蝉联总统大位敲锣打鼓作秀。所以耶伦尚在广州品尝粤菜时,老美就联合了日、澳、菲在南海操练,意在威吓中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又大放厥辞扬言AUKUS能阻止中国“侵略”台湾,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坎贝尔用上“中国侵略台湾”字眼,分明是指台湾是不属于中国的独立的国家,这根本就是挑衅中国,美国哪有丝毫善意?何况台海问题纯属中国內政,不容域外国家过问,美日澳菲别多管闲事。

耶伦指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的廉价产品摧毁了美国企业,她又扬言美国不接受新兴产业如电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等。

耶伦这次访华另一个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指责中国输出太多廉价品,企图阻止中国研发先进科技技术,也为逼迫中国放弃发展强劲经济实力而来。

耶伦也很明显地促请中国须顾及美国的企业,须为美国工人的利益着想。

彰显霸权作风

耶伦对中国的种种指责彰显了美国的霸权作风,竞争输人了,就逼人放弃,即如赛跑落后了,就逼领先者放慢脚步,好让他超前。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用这种蛮横霸道的手段逼停德国和日本,但中国不是德国,也不是日本,德国和日本向强权屈服低头,中国人却不吃这一套。

中国是为自己的国家而发展,为自己的人民而发展,不是为美国企业发展,中国也没有义务为美国工人的利益着想,中国发展新兴产业,是中国的权利,不由美国接受不接受。

美国企业被摧毁,只能怪美国企业落后,制度落后,不能怪中国企业强大,岂能叫中国企业停止发展?耶伦的思维真奇怪得荒谬,她似乎以为中国是美国的藩属国了。

再说,打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对付中国产品的手段已无所不尽其极,不是提高征税就是禁止入口,甚至造谣生非,以“强迫劳动”、“种族灭绝”借口,强迫世界各国抵制中国产品。

扼杀中国高科技

但仍无法阻止中国“廉价产品泛滥全球”,于是老美“再接再厉”,指华为5G、华为手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再指腾讯技术是中国间谍,现在又指TikTok及电力汽车把美国国防数据传回北京,劝大家禁止TikTok、禁止中国电动汽车。真是胡闹,美国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找借口扼杀中国高科技技术。

于是耶伦突然异想天开,竟胁迫中国放弃高科技技术,放弃一切制造业,自废武功。

 事实上,中国有今日之巨大成就,全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所赐,它们对中国团团围堵、封杀、抵制,中国被迫自力更生,尤其是美国,不但本身不供应先进科技产品给中国,也严禁西欧、日本把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不甘束手就擒的中国当然发展本身的高科技技术,遂有种种的所谓弯道超车、后来居上,反令欧美西方国家瞠乎其后,所以说中国能反超西方集团,实拜它们围堵中国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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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亨廷顿预言中美关系 系统对抗思想来源

报道:黄杰

哈佛教授亨廷顿的巨著《文明冲突论》说,如果中国未能民主化,美国需在东亚形成与其对抗的阵营,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去年11月旧金山“习拜会”才刚过去6个月,拜登政府近日又以难以服众的“产能过剩论”对中国“新三样”(电动车、动力电池、太阳能)实施高达百分之百的关税战。

令人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如此出尔反尔,甚至为了“抗中”不惜牺牲阻碍总统拜登自己提出的“绿色新政”的电动车转型目标,美国的政策与思维理性何在?

遏制中国崛起最重要

美国从6年前开始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再到针对华为、TikTok的科技战,乃至针对“新三样”的新能源战,涵盖的都是当前中国有机会或已超越美国的领域,美国的真正意图其实非常明显:不管在哪个领域、不管用什么借口、不管这些借口是否合理,只要能成功遏止中国和平崛起,就该是美国要推行的政策。

这种思维常被表述为中美之间的“系统对抗”(systemic rivalry),重点在于美国要“全方位”阻止中国在东亚形成单极秩序,背后是美国自冷战后一直致力维持的地缘政治秩序:世上不可存在独立于美国全球单极霸权的区域霸权。

“印太”区分中国主导亚洲

因此,美国的政策才会提出“印太”这个地缘政治的新说法,用于区别并分裂由中国主导的“亚洲”,通过小多边主义在亚洲形成中美对抗的对立势力范围。

这种思维模式源于影响美国政策极深的哈佛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亨廷顿(1927年-2008年,曾任卡特的白宫国安会安全规划协调员)的著作《文明冲突论》,书中针对“中国霸权”的文字很直接:“若中国继续在21世纪迅速发展……东亚政治将形成中美或中日之间的对抗,其余国家只能选边站或者不结盟。

经济发展过快民主化滞后

这段文字背后的潜台词,来自亨氏对学界影响最深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中他批判说,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更指若经济发展过快,反而会让政治发展(民主化)滞后。

他在《文明冲突论》延伸这个论点说:在带有威权主义文化的社会中,更需警惕因经济发展过快而没能完成民主化的危机。在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分析中,其实也是假设了这个论点。

因此,亨氏对中国崛起以及东亚国际政治的“预言”就是:若中国在政治上未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并重新夺回其在东亚延续上百年区域的主导地位,就会形成与美国在全球推动的“民主化浪潮”目的相违背的对抗势力,东亚的国际政治因此将出现两股主导力量,而这将会决定了整个东亚政治的走向。这个解读,贯穿了同样是由亨氏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论之中。

晚年认为中国民主化

东亚不会有对抗局面

有关亨廷顿以及其《文明冲突论》,相当多表述均联系到美国在“九一一恐袭”以后失败的中东政策,指亨氏认为冷战以后“文化将会成为决定国际政治走向的决定因素”。

因此,令美国人在受到了世纪恐袭之后,陷入了对回教世界的极端反弹,并打了两场几乎赔上了国家经济实力的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

不过,其实亨氏在晚年其中最后一次访问中也承认,对于中国崛起,他并不认为必定是围绕着“文化”而产生的冲突。

他反而更略带笑容地说,“中国今天也很美国化”,指他当时认为中国可能走上民主化之路,并因此不会在东亚出现对抗局面。

中情局地缘政治分析焦点

“区域研究”贴近现实

享寿81岁、已去世16年的亨氏,之所以在美国精英圈中影响巨大,并非因他提出了一套建基于“文化”的政治理论,而是他作为“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分析总非常贴近现实。

“区域研究”学科其实是美国中情局地缘政治分析在学院中的主要场域,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卡明斯在《冷战社会科学史》中对此有详细纪录。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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