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统领袖辩说：“新加坡若有巫统，会比现在更繁荣。”

同一天，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却给出了答案：“马币自1975至2021年不断贬值，兑新币贬了67.7%。”

没有巫统的新加坡，今日的一新元一跨过长堤就能买到3令吉的东西；2021年世界幸福指数排名第32，是东南亚最幸福的国家，大马则排名第81。

上述指数排名是根据综合实力作比较，在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寿命，社会支援，选择自由，社会公益，对贪腐的印象，都远优于大马。

当然，过去有学者挑明新加坡的脆弱性，批评新加坡是“缺乏情感的社会”，是淘汰弱者的精英至上主义者，在那里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以严明法度及奖罚管制民众，造成心理学上对动机排挤现象。

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型岛国资源缺乏，地小人少的条件限制，他们的掌权者须诉诸近乎专权的管治，以经济实力的维系来保障体制的运作。

高效治理严明法纪

面对地缘政治多种力量的博弈，要在此残酷的丛林生存下来，就必须自强，新加坡以高效的治理，严明的法纪，维持社会秩序，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精锐的军力，务实的防御性外交策略，维护着国家主权。

被评为全球生活最昂贵城市的新加坡，却是吸引全球精英的人才洼池，也是全球百强企业进驻的营运中心，金融科技与城市创新的试验平台。

其实，他们与我们都有同样的历史起跑点，都有过二战日据的苦难，再从英殖民主义者手中争取到独立，于1965年新加坡才从巫统的弃离下脱离马来西亚。

他们以务实的发展主义，经济的开放主义，完善的营商环境，高净值的投资策略，廉洁的政治架构，高积累的财政模式，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让新加坡跃升为发达国家。

1978年，中国领导邓小平官访新加坡，就悉心听取李光耀的建言，在借鉴新加坡的经验中，在稳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40年后，让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新加坡实值得我们学习。那些曾经翻越雪山莽原，战胜过残酷敌人的中国决策者，还要向新加坡求教；那些反转逻辑，大言不惭的政客，不觉得自己只是夸夸其谈，夜郎自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