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我不能呼吸/周若鹏

5月25日,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大街边,乔治·佛洛依德双手上铐,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警员徳烈·沙文单膝跪在佛洛依德脖子上。

之前有人报警,说佛洛依德使用假钞,看似醉酒的样子。

从4名警员给佛洛依德上手铐到把他压在地上,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暂未明朗。大家清楚在录影中看到的是佛洛依德尝试挣扎哀求,说他无法呼吸。路人想劝阻,亚裔警员杜滔挡掉。几分钟后,佛洛依德没再动了,送到医院时院方宣布死亡。

抗议种族歧视和警方暴力

佛洛依德是非裔美国人,沙文是白人。随后爆发连串大型示威,抗议种族歧视和警方暴力,后来演变成暴力冲突。佛洛依德的遗言“我不能呼吸”成为示威者呐喊的标语。

那里火光冲天、呼声撼地,然而在这里却似乎没谁关注,此刻我们正忙抗疫、忙求存,忙看中国掐香港,忙看一个党两个头目互相开除。

我中学时,某日忽然大批学生围在球场,似有警车在旁。我没去理会,后来听说是校方报警逮捕私会党徒,警察二话不说先给疑犯喂拳,就在众目睽睽的球场,疑犯是少年,是学生。我未亲见,也请各位对我的记忆存疑。

在我少年的认知中,坏人该打,但电视剧里的好警察似乎不能这样打人的。

遥远的记忆不靠谱,且看近十年的事情。

2009年7月古纳斯甘南因用毒而被拘留,同日昏迷送院,不治身亡。

警方说是古纳他自己跌倒,院方说他服毒过量,然三名目击者说他疑遭虐打。指证警察的证人,后来被关了两年。

2013年5月卡鲁纳在扣留所内死亡,死因是遭钝物致伤。同年同月,达门登受伤双耳还被订书机钉伤。

2017年2月巴拉姆鲁甘疑遭殴打,后来心脏衰竭死亡。

若要继续数下去,这将是一本逾千页的死亡笔记,因为从2014到2017年间,在警方扣留所、监狱及移民局扣留所内死亡案例达943人(资料来源:人民之声)。

但许多人对这些发生在周围的死亡无感,就像对佛洛依德事件那样无感,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警察捉坏人,坏人的事是另一世界的事,和我们无关。而且,如果我很诚实的说,很可能也因为那些没有背景的死者大多数不是华人——他们不是赵明福,但其实他们都是赵明福,都在法律审讯以前冤死。

“我不能呼吸……”佛洛依德至少还有一句遗言,留在路人的视频,能让全世界重复听见。而在扣留所内的,都无声无息地死去。

你想象一下那943人,想象一下这些年间落在他们身上的拳头,你还能呼吸吗?

反应

 

灼见

书展和我无关了/周若鹏

十几二十年来,这是第一次,书展和我彻底无关——我真的很满意这样的状态。我不去参观,没上台演讲,甚至连朋友想约在那里见面,我也拒绝。这不是抵制,但很像。
过去干出版社的时候,书展和工作息息相关。我们的脉搏随书展跳动,书籍面市总要赶上这个大卖场的日期。准备资金,筹备人员,说有多忙就多忙;上游印刷厂的工作量更可怕,大家都在这个时段赶书。

但忙到最后我们的收益并不怎样。展场的设计总是让人流先经过主家,书买得差不多了,才经过我们这些帮忙分摊租金的小展商。然在商言商,亦无可厚非。

我干出版 书展干我

成本越来越高,除租金以外还有额外费用,比如运输、办活动等等。有些费用合理,热门时段要用舞台须另付费,大家都要抢周末高峰时段,总要有个筛选机制。有些费用是莫须有的,收费方心知肚明,就不公开挑明了,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压碎了我对未来与企业良知的虚妄预期。我干出版,书展干我。

到后来从小盈变大亏,只能安慰自己说把开销当营销,跑活动不一定为了赚钱,而是用来给产品、公司品牌曝光,耕耘未来。不过,那些忿忿不平都随着我离开出版业以后,皆成云烟。问题未曾解决,只是继续由其他人去承受那一团云、那一头烟而已。

书商、出版社必须依赖书展吗?也不一定,我至少接触过两家赫赫有名的公司是不参加书展的,理由是条件谈不拢,也没人聆听他们的诉求,这是比较委婉客气的说法。他们依赖自家网站、社媒和店面,这么多年了都十分稳定。

其中一家的老板对我说,不仰人鼻息一点问题都没有,营业额半点没掉,可见只要自己能接触读者就行了,如此公司存活得自在有尊严。我当时没有那种底气去破釜沉舟,结果会如何永远不知道了。

此后我就是个普通读者,和书展无利益瓜葛。我只想静静读书,不必刻意去凑热闹。我也是个普通作者,新书《阶段之死》快出版了,这回刻意避开书展,也不在连锁书店上架。我不能为一时意气赌上整家公司的命运,但赌上一部自己的书,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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