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如果Timah被逐出“家”门/黄子诚

得奖威士忌TIMAH最近引起的争议,再度挑起回教徒及非回教徒群体的敏感神经,同时也再度对我国的种族宗教和谐带来伤害。如果处理不当,对国家整体发展肯定会带来冲击,更会影响首相上台后就推行的“大马一家”概念。

TIMAH其实也不是我国的新产业,而得奖,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20年,这个品牌就在国际烈酒大赛获得奖项,只不过当时没有被报道而已。

一个由本地企业生产的本地品牌能够扬名海外,其实是一项值得骄傲的肯定,但到头来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想必是酒厂、甚至是普罗大众都没有预料到的。

禁与不禁都是问题

酒,在一个以回教徒居多的马来西亚,一向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课题。

在市面上售卖的酒精类饮料,都是与其他货品分开来的,这是对回教徒社群的一项尊重。而虽然禁酒呼声已经不止出现一次,但政府到目前也没有进行全国性限制,这也是对非回教徒群体喝酒权利的尊重。

TIMAH其实取名于锡矿,对我国可说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我国早期发迹靠的正是锡矿业,而马来半岛更是一度成为全球最大锡米出口地区。这也不是风波爆发后酒厂的狡辩,看回2020年得奖新闻的话,其介绍就和现在一模一样。也就因为如此,试图将这个名字和宗教挂上钩,或许才是不敬。

在回教徒社群占大多数的我国,宗教课题往往很容易引起争议,更是时常被有心人——尤其是政党操作,捞取廉价政治资本。以马来保守选票为票源的政党如巫统、伊斯兰党、土著团结党等等,要影响选民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宗教课题。其他政党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而且更不会做出与回教徒群体有太大冲突的立场,以免流失选票。

宗教或成胜选关键

虽然掀起这回风波的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党,但其背后是否存在任何政党操作,外人很难知道。在这个马六甲州选即将举办,而全国大选估计也不远的时段,TIMAH风暴将可为保守政党票源带来保温效应。在马来选票大分裂的背景下,宗教或许就成了他们制胜的关键。

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的政府成员,正是以保守政党巫统、伊党、土团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很难不把政府政策及治国方针导向宗教化方向。对国家长远发展来说,这将冲击我国的中庸国情及宗教和谐,更会让我们离普世价值观越来越远。而这样的“大马一家”,最后也只会沦为口号,无法让我国摆脱日益严重的种族宗教极端主义。

TIMAH,是“大马一家”的第一个考验,如果不幸被逐出“家”门,接下来这理念要站得住脚,将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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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灼见】宗教监管政策:本末倒置/黄詝瀚

美国禁酒令,又称禁酒时期,是历史非常有色彩的时间段。从1920到1933年,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禁止酒精饮料的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此法案得到当时立法者的压倒性支持,并以 68% 的绝对多数通过众议院(相当于我们的下议院)和76% 的绝对多数通过参议院(相等于我们的上议院)。此外,美国48个州属里有46个州批准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

当时的事态发展,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反对酒精饮料。虔诚的新基督教徒激进分子借用杜绝社会问题如酗酒、家暴等发起反对运动,带动社会共鸣来压下政治力量。推动禁酒令的势力以道德健康之名,获得全国基层人民的回响。

禁酒激活走私黑帮

可惜,随着禁酒令的全面执行,非但没有减少酒精消费,更大大活跃了私酒市场,私酿猖獗、假酒泛滥,甚至间接导致饮酒的人民失明或死亡。此外,政府也大大失去税收,转换成犯罪集团的收入来源。

正是这个时代,传奇黑帮人物如阿尔·卡彭(绰号疤面)和乔治·莫兰(绰号疯子)崛起,并在历史上留下狂野事迹。阿尔·卡彭经营的犯罪集团因称霸走私酒供应链和控制非法酒的市场,获得丰厚收入。他利用这个时期壮大扩展业务,成为芝加哥犯罪集团的创始人和老大,后人普遍称之为“禁酒时期的黑帮”。鉴于弊大于利,在1933年12月5日,禁酒令最终通过第21条修正案被废除,正式为这个禁酒时代画上句点。

近来,我国随“Timah”威士忌换名风波后,又来了一个餐馆咖啡店被迫申请酒牌执照的续集。虽然酒牌规定在1976年国产税法有注明,但从国家独立以来,餐饮业者卖酒从来不需要申请酒牌。在90年代初,也有政客鼓吹政府执行这项措施,但最后在多名政党领袖的协助下,成功让关税局发出延后落实的通函。

如果这项措施真的落实,全国1万5000间餐厅和2万间咖啡店都会受影响。最后,不但业者收入遭受打折,政府的税收也一样减少。

目前,我国烟酒领域的进口关税和消费税在世界排行“名列前茅”。多年以来,我国的烟酒不但没有因高税额而减少消费,反而在走私市场占了龙头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国人把钱都花在贵酒贵烟,减少消费其他物品的能力,经济也受影响。

这逻辑和国产车宝腾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人民需要花费大量积蓄或贷款举债买贵车,而不是用于其他消费刺激经济,极度相似。

宗教不该凌驾国策

另外,大马的宪法确保国家本质上属于世俗国家,非宗教国。可是,烟酒遭政治化的事件不断闹得满城风雨。无论是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政府,还是现任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宗教主义政策无疑成了常态。其实,以上历史已经证明,宗教主导的监管政策,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100年前如此,100年后亦如是。

个人信仰,在拟定国家政策时——特别是像我国多元种族的构成——是不该纳入考量的。同时,在国家经济急需复苏的节骨眼,这些无谓和无聊的规定或新法令毫无帮助。如果一味让政客的个人企图推动政策,最终会把国家推向不归路。监管的反效果,或许最终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既然有了前车之鉴,为何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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