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反跳槽法箝制党内民主/一愚

部分人士近来倡议制定反跳槽法,乍看可有效遏止国州议员动辄跳槽的歪风。

然而,反跳槽法或许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可能衍生更多问题。

不可讳言,尽管全国普选已实施六十多年,大马的民主仍有许多尚待改进之处,各界不妨多方讨论研议,提出更多更周延的方式,促使我国的民主之路迈向平稳进步。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各政党大多缺乏党内民主,党内也缺乏沟通协调的能力,以致有些政党,五年一小斗,十年一大斗,循环不已;部分成员甚至出走或成立新的政党,无论谁上台都未能彻底处理党内矛盾。

民主的内涵本有沟通、妥协的一面。毕竟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而且各行业、各区域的利益并不一致,大众对公共事务罕见一致的看法,照理说政治人物理应从中折冲,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再推动实施;比如说减塑政策,立意良善,环保爱地球,谁说不对?然而,民众果真减少使用塑料袋,那塑料工厂业务减少,势必减薪裁员,相关业者若因此出面反对,用环保是讲不通的;若从协助塑料厂转型来说服,可能更有成效。

不同意见之间,未必全为争权夺利,也不见得非是你死我活,应努力寻求符合大多数人们利益的方案,而不是一味要求少数者配合。

须有机制处理异议

反跳槽法实施之后,必然更为巩固各政党的当权派,手握大选提名权,加上反跳槽法这把尚方宝剑,谁敢与当权派意见不合?党内人士事事顺从当权派,导致各政党日趋一言堂,这是国家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吗?

政党内部必须先有处理异议的机制和能力,才可能在取得政权之后,有能力处理错综复杂的政务。掌权者压过一切的政党,执政之后势必以同样的手法执政,只是手段或粗鲁或略微精细罢了,权力运用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期待国内政党改革。政党顺利改革,或将带动支持者,提升讨论公共事务的品质,而不是永远立场先行,在生活、网络辱骂、霸凌立场不同的人们,徒增社会对立,这样的循环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

没有反对声音的朝鲜,表面看来可说是长治久安,但相信朝鲜模式可能并非大众所向往学习的。民主本来便是众声喧哗,倘若政治人物能有效整合众声喧哗,才是优秀人才;反之,若以法律强制抑制异议、反对的声音,可能种下社会分裂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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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我国会步入“人治”时代吗?/谢诗坚博士

原本拿督翁作为党的创始人,具有很高的威望,他可以在1946年领导马来人反对“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创立了巫统,进而在1948年代表巫统和统治者与英国展开谈判另立宪法。结果英国接受拿督翁的建议,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以成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马来亚(马来西亚)是继承英国的议会制度,且以政党为重。因此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中,强大的巫统展现其实力,在联合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下,参选52席胜了51席,只1席由伊党夺得。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50年代,因为拿督翁的退党而在1951年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在1954年将党正名为国家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时,他只能凑足30人参加选举,因为原本与拿督翁合作的马华及国大党“叛变”了,倒向巫统组成联盟,对国家党构成一大威胁。这就是说,拿督翁离开巫统后,他已不被党的光环罩着;虽然他依然迷信个人的魅力无处不在,结果是全军覆没,败得一塌糊涂。

从50年代到70年代,巫统所表现出来的权威是党而不是人,拿督翁也是在60年代才体会到在他离开母体后,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因而在1959年的大选才移师登嘉楼,且在伊斯兰党的协助下取得1国4州的议席,直到1962年逝世才告人亡政息。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70年代。

东姑与林苍祐摊牌

本来取代拿督翁的东姑阿都拉曼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他守护着巫统的利益而排斥马华总会长林苍祐(1958年)发出的备忘录,要求分派1/3的国席给马华,以便在修宪时,马华得以参与意见,但东姑认为马华要求35-40席(国会议席总数是104)太过分,是不能被接受的。最后东姑与林苍祐摊牌,前者在党内的威信进一步提升。

由于东姑护党有功,也就进一步巩固他在巫统的地位。因此在1959年的大选时,巫统派出69名候选人,有53人中选,充实巫统的力量。

当1969年“513”事件爆发后,整个形势被翻转过来。虽然在选举中反对党势力大为增长,拥有49席。

最显著的是民政党执政了槟城,行动党势力膨胀,拥有13名国会议员,与马华不相上下。

当年巫统在西马只拿下66席,还得靠东马的29席才能凑成95席再度执政。

这时期我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反东姑的势力突然爆开,逼他辞职(1971年)。其二是接任东姑位的敦拉萨借紧急法令实施而壮大个人的权力。

人可以走党要强大

东姑的离去,也完全没有动摇巫统的地位,印证了人可以走,但党要继续强大;尤其是敦拉萨在当时首次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确定了这个国家是由巫统来领导的。

可是到了1999年的大选后,巫统的坚固地位开始动摇,伊斯兰党从中崛起,首次拥有27个国席,并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成为巫统的劲敌。这场主要涉及敦马哈迪医生与拿督斯里安华个人恩怨的斗争,让伊斯兰党渔翁得利。

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2018年的大选,希盟(由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及土团党组成)在马哈迪领导下,竟夺得中央执政权;但很快地马哈迪发现执政党内已没有一个呼风唤雨的政党,因而心生异念,想要另组没有政党操控的联合政府,一切以他为主,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政府。

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目的被丹斯里慕尤丁打乱了,后者成为2020年“喜来登政变”的胜利者。

但慕尤丁最终也不是胜利者,他的首相位在两年后(2022年)被巫统的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所取代,结果上演了一场新大选的戏码(2022年12月)。

其结果是仍无一政党能以老大自居。最可怜的是巫统从2018年原有的54席(议员退党后只剩下38席)再惨跌剩27席(2022年大选)。

由于目前以党治国的格局未能改变,意味着安华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分配阁员,不能做到“以人治国”的新安排。

然而,预料不必再过5年,我国可能将步入一个不重视党而只重视人治的时代。

也许马来西亚不会发生像菲律宾、印尼或柬埔寨的“子承父业”的政治游戏,但也不能低估安华对女儿努鲁的期望。

如果下届大选仍维持当前无一政党坐大的现象,那么“以人治国”的新版图将成为新时代的新标志。

虽然这不是世界的传统,但却是亚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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